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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斌:以影像为工具对社会进行观照与阐释——评周国献作品

时间:2024-04-03 浏览量: 作者:杨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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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报》2024年4月2日 第26期)

作为长期从事超大纪实影像的创作者,周国献在他长达十多年的摄影创作中,秉持着对摄影持续性的深度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卓尔不凡的成绩。这得益于他对时代保持清醒的敏感刻度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也得益于他的创作转向和突破。周国献从关注人的生活到关注社会生活,由点到面着眼于问题的提出与记录;从关注人的生存到关注城市发展景观,由人及物着眼于社会学与类型学的结合;从重点拍摄事件发生时的瞬间到拍摄事件后的空间,由事件到场域着眼于空间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融合表达;从聚焦私密空间到聚焦公共关系空间,由里及外着眼于时代性与批判性的在场性反思。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在重大事件进程中,周国献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独特的选题,然后以一种去故事化、去中心化,以及反文本、反叙事的影像表达方式,坚定而有力地将这一系列选题艺术化呈现。
在周国献看来,创作的转向,一定是在转与不转之间,这是一个哲学的思考,也是一个实践的判断。该要转的,一定是理念和表达的方式,如何以更加合适的影像语言剥开社会坚硬的壳,以当代立场与视角留下时代的内核本真,以一个个时代的影像刺点,去碰触一个个宏大的议题,然后留下一地泡沫的虚幻或寓言,供人评说。不该转的,一定是摄影的初心和宏愿。值得肯定的是,周国献以他宽广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创作功力和真挚的公民情怀,以及坚持“重复就是力量”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深耕中的韧劲与执着,成就了他在生活之地建造“大武汉”群体影像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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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2009-2023)   
作家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如果把时代作为“一袭华美的袍”,那么,周国献犹如时代的爬行者,以影像为工具对社会进行观照与检测,标注或阐释,定义或确定,用不停歇的快门声与时间的力量抗衡,以矩阵的影像声讨或叹息,留下一个个时代的背景或尾音,让那些被按下暂停键的影像时空对抗记忆缺失,重返历史的现场。在他的思想和目光所及,一定会为时代注入叹为观止的影像能量,从而激发起众生关注的能量场,然后在众声喧哗和瞩目的时代退场语境中,回望一个个历史和时代的没落与记忆。这是从必然走向必然,也是影像在场并发生着的力量。
纪实摄影人注定要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留史,以事件为经,空间为纬,以影为线,进行科学的、系统的、脉络化的梳理,从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不同维度,对时代生活进行鞭辟入里、客观冷静的观看。周国献坚持运用类型学等方式进行影像探索,《大武汉》《远去的轰鸣声》🔍《退场》《旺铺》《暮色》等10多件长期项目作品,以超大体量或多重语言组合的方式,让客观世界通过当代性的主观表达,进而成为时代洪流中的一道幕墙或背景音。这些照片不只是一幅幅疏离冰冷的画面,也不只是道貌岸然的注解。通过照片元素中混搭的旧痕遗迹和散发的颓废气息,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摄影师的视角和勇气。正如周国献所言:“我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言说方式,通过影像警示当下,让当下连接未来。”
周国献一以贯之的创作方式,不仅仅只是对单一选题的拍摄,而是同时保持着对十多个摄影项目的整体推进。这需要智慧,需要体量,需要决心和信心,更需要强大执行力。这也决定着,要耐得住孤独、寂寞和清贫,要有清醒的创作自觉内省和个人化的视域观,从而能够集中时间精力与这个平行世界进行清算,最终从自己的表达出发,以一种哲学的、辩证的、批判的方式,来对时代被遗弃、被封存、被遗忘之地进行影像的爬行记录和收集,提出时代之问。同时,这种韧性精神,能够促使周国献持之以恒地、全神贯注地专注于题材,通过项目化式的深耕细耘,最终形成有一定体量、一定鲜明个性的影像作品。
新纪实摄影的本质是当代性。当纪实摄影的探索各领风骚时,我们怎样立足于本土来做项目,尤其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面对本土重大主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管是创作转向,还是以影为媒介的寓言式书写,一个人的摄影必须有所变化,与摄影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共谋,继而突破传统桎梏,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与直觉。这也说明,记录作为影像的特性,表达作为主观的特性,都要通过一定的人物、事件、时空和符号的影像转换或编码,进而转化为立体的具有思辨意味的观看。而这类观看,对于一个能够经常保持理性思考、进行深度思考的摄影人来说弥足珍贵。
周国献的镜头中充满了对时代痛点的敏感。这个敏感是他建立在对时代、对社会、对民生足够的关切基础之上,对武汉文化的本源感受之中。通过影像的对照与触发,显示着人类改造世界的荒谬与荒诞,又以一种陌生化的时空图录,昭示着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摄影师必须是一个天生的敏感者,唯有保持对时代的敏感,方能开掘出更多的源头活水。这个敏感建立在全球大势和中国发展趋势之上,也建立在地方经济社会运行和民生改善之中。周国献以他肃穆的悲悯情怀,默默地注视着一个又一个消失的工业厂房、商业门面、娱乐场所、城市废墟、遗弃荒原等,对这些失落空间面向时代的背离和散场进行抢救性纪录。正是这种戏剧化的背离影像,为后世的城市景观研究者或方志史撰写者,提供了可供自证的历史脉络。这个敏感还建立在他的学术性创造思维中。大凡一个摄影项目的展开,需要做足大量的调查性研究,通过查阅志书、老地图、老照片等方方面面的文献资料,来对自己的创作项目进行有机梳理。也就是说,在项目实施之前,就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好实证研究,画好施工路线图,以精准的影像回应主题。创作《远去的轰鸣声》专题项目中,周国献抓住武汉是中国的工业重镇这个创作之眼,通过历史回溯到清代张之洞创办的民族企业,一直延伸到共和国工业,对曾经的辉煌和时代的遗弃这个反差性问题,提出了历史的诘问和发展的忧虑。
大凡优秀摄影师,无一不是善学者。善于学习,方能博采众长,拓宽视界,方能让摄影的各种思潮、观念、方法和看法融合于心,再以强烈的自信保持开放视野,最终形成一家之言。周国献自费淘得摄影画册和理论书籍逾百本,还游学于各大摄影展、艺术展和讲座论坛,孜孜矻矻看原作、听原义、与摄影师对话。
有人认为,类型学具有无表情、客观、中立、等距离等特性,这类照片很好拍。事实上,周国献的每一张照片都非轻易所获,尤其是在当下的智慧工业时代、监控探头时代和隐私诉求时代。一方面,他必须在影像采集之外获取一种非凡的突破力。这种突破力,需要恒定精神,需要伺机而动,然后行动到指定的空间,迅即按下快门就走。另一方面,对所框取拍摄的目标方位需要科学的精准定位。也就是说,对于拍摄空间类型学的摄影人而言,他必须找到已经遗弃的旧址、厂房或夷为平地的荒原,或者机器、仪表等物件和符号物等。这对于周国献来说,每次创作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探险历程。所以说,于类型学摄影实践者而言,正是创作具有挑战性,方能凸显摄影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周国献运用大量确定性的影像语言,与我们周边的常态生活构成了差异化的观看,在与现实的疏离与投射之处,以一种绵延不绝、回旋往复的庄重纪录仪式,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之上。就当代价值而言,周国献展示的可能是一种残忍的、丑陋的或是变异的影像,但画面之中无处不充满了冷静而温情的批判精神和审视意味,迫使观者走向深刻的思索和哲理的沉思。值得一提的是,周国献善于因时而变观念和想法,把作品进行合并、串联或异化,让影像发生化学反应,再通过项目的落地,衍化为自己的影像。这也说明,摄影人对于项目的展开能力,一定是建立在较大体量的影像文本之上。
周国献的摄影创作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启示,就是要在时代之中洞察这个社会与我、与我们、与生活的关系,要在这个时代中找到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关注和关怀,要在这个时代揭示或告知,唤醒人们的记忆,留下感恩与致敬。

(作者系湖北摄协理论策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