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的良心与个人的名利得失相冲突时，是为了学术的神圣而弊帚自珍、洁身自好，还是为了个人名位的升迁、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资源而抛弃学者的良知，义无反顾地投入学术投机、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的浊流？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良知不怕考验”。现行行政化学术体制虽是一种长期在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并不科学的机制，但是这一机制的存在，也不妨可以视为在名利诱惑面前鉴别学者真伪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试纸”。
学术的真正价值，源于学者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痴迷与疯狂，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世俗之物的染指，他们将学术尊严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他们可以为此牺牲名利、心血乃至有生的时间。没有这样的觉悟，没有穷尽一生探求真理的无畏与执着，就绝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所谓的学术成果也只能是无源之水。这就是学术的圣洁与崇高，此时的学术已经真正成为了学者的信仰。
今天，当我们面对行政化体制这只“无形的手”的时候，恐怕所有知识分子都要面临这么一场“信仰与名利”的艰难抉择。毋庸讳言，当初制定相关体制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通过这样一种看似公平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工作作出相应的评价、考核与奖惩。然而任何一项制度，即便是再完备，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和缺陷，这些或许在制订的时候并未被发现，然而一旦执行起来就会逐步显现，这个时候就必须对我们的制度进行反思和检讨。更何况所谓的“学术量化考评机制”操作性虽然很强，但是用这样一种“一刀切”的执行模式去裁量各个领域纷繁复杂的脑力劳动成果，于是必然会出现种种所谓的“硬指标”：指定的研究时间，指定的发表刊物，指定的文章著作数量……然而究竟其中的科研成果质量如何，能否对相关领域具有创造性的指导作用，能否对人民生产生活有益，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等，都没有人去做具体的论证，因为我们的现行体制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一刀切”的学术量化考评机制显然是在用一种懒惰、死板的方法去评价活生生的学术研究行为和复杂的学术研究成果。当在执行中发现类似的漏洞时，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所反馈的问题懒得理会，甚至还振振有词地说：“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出台前，我们只能这样执行”。殊不知，更好的办法恰恰需要职能部门去思考，但是这些部门认为自己的职责范围只是简单被动地执行现行制度，并不包括制度执行的反馈、革新与科学化建设，更严重的是这种渎职行为并没有专人监管，相关利益群体深受其害也无处申诉。于是在学界就逐渐出现了学术造假的“潜规则”：为了完成现行体制所规定的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种类、数量，同样一篇文章经过改头换面可以重复发表，研究作者可以带上无关人员姓名，是为学术论文连锁店。有的东拼西凑，伪造数据，剽窃他人成果，甚至出现论文枪手……这些五花八门的学术造假、学术投机、学术贿赂、学术腐败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毕业、晋升等各种美好愿望，现行体制对此等恶行的泛滥却无能为力。资料显示，中国学术成果数量长期稳居世界前列，然而被引用率却排在120位开外。如今垃圾论文满天飞、学术泡沫当空舞，好的论文被垃圾论文“逆淘汰”机制形成，急功近利者盆满钵满，恪守道德底线的学者们却是走投无路，甚至于出现院士剽窃的怪相，现行体制可谓功不可没。
行政化的学术体制这种笼统“定指标”的运作模式，同时对于学术成果价值本身积极论证的缺位，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烙印。现行体制不仅危害了学界的公平正义，破坏了学术研究生态，同时也坑害了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革新现行学术考评制度、毕业论文答辩制度、科研奖励制度、职能部门监管制度、职称晋升制度、人事用人制度等配套体制中的相关条款，从而研究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科学化的现代学术制度，是服务学术研究工作，促进学术研究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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