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杨福家教授这番话在中国大学当中已成为至理名言。无论是讨论大学精神的构建，还是考察一所大学创造能力的强弱，以及大学之于社会贡献的大小，没有大师，就意味着没有分量。
时下相当时髦的大学排名，实质上就是大师的排名，是大师们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对比。为争得一席之地，很多大学喜欢一味地引进大师，这无疑是舍本逐末的。大师当然可以引进，可所引进的大师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当然还是其所在单位培养出来的。大师的出现，是一所大学长期致力教育科研、服务社会的必然结果；大师的成长，反映了一所大学深厚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责任的长期传承与积淀；大师的存在，体现了一所学校拥有着成熟的学术团队、雄厚的科研力量和深厚的教育资本。大师需要培养，就好比自己地里长出来的庄稼，这棵庄稼得益于其自在的成长土壤和成长环境，而且这里的土壤和环境也会同庄稼之间彼此形成一种相适应的良性循环。那么，从别处移栽或者嫁接过来的作物能否适应本地环境，又能否对这里的环境产生正面效应呢？所以对于大学而言，盲目引进大师未必是明智的，大学应当重视培养大师的环境能够持续发展。当然，今天“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背景下的双师型人才团队建设又另当别论。
当前在大学里有一种“怪象”，就是“学而优则仕”。大学的发展诚然离不开大师，可如果你让大师去当大学的领导者，其结果不仅会害了大学，甚至于还会毁了大师。因为办学、治校与学术科研完全不是同一范畴的事情。领导者所需要的素质要求是综合性的，而大师则往往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且是特定方向的特别专家：越是如此，其素质结构、思维惯性就越显得单纯，对于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领导者岗位来说，那是万万不能胜任的。也许有人认为当了领导者，对于自己的研究会大有裨益，比如说经费充足了，条件可以改善了，甚至于出国交流也方便了。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也仅仅在我们中国才会存有。那些因为不懂领导、不懂管理的大师们一旦走上领导者岗位，往往会事必躬亲、疲于奔命，结果则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工作搞得一团糟，大学没办好，自己的领域也荒废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是能让公鸡去打鸣，让狗去守夜就可以了。如果让大师去当领导者，无疑是本末倒置、乱点鸳鸯。大学能培养出一个大师不容易，我们要对“学而优则仕”这个问题慎之又慎，即不能轻易让大师在自家毁掉，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体现自身招牌的大师流失掉。
可能也有人会发此一问：现在不是一直在强调“专家治校”吗，大师为何不能当领导？这正是对“专家治校”的误解。所谓的“专家治校”，这里的“专家”，只能是教育专家、管理专家、改革专家，甚至可以包括法学家等在里头，而不应该出现别的什么方面的专家，更不能有“伪专家”混在里面。而且，专家治校并不一定非得要让专家亲自去当领导，他们的角色更多地是建议者、监督者和智囊团。在今天的大学里，尤其是总量占多数的公办大学里，领导者们往往是有行政级别的，那么这种体制就难以避免地让他们身上带有五花八门的官僚习气。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倡领导者要始终走群众路线，作为专家和大师们的意见和建议，应当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持续地传入领导者脑中，这也应当成为今天高校领导者民主治校的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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