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从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到2022年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再到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三大体系”建设的部署日益精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话语体系，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中国理论解释力、中国学术原创力、中国话语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守正：筑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的根基
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之“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正”。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在“两个结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话语是思想的载体，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关键在于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言、用中华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博大情怀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人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担当，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绩观话语体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从“共同富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标识性概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辩证思维中彰显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与中华传统智慧相融合。
比如，关于“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是“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在中国话语中，我们可以用“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来强调与时俱进的必要性，用“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来表达变与不变的统一。而“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寓言故事，则从反面警示我们违背运动规律的危害。这种话语转换，不是简单的语言包装，而是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中国文化的形式加以呈现，使之更加贴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再比如，关于“反映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不是机械的照镜子，而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形象地说明了认识的角度依赖性；而“妙不可言”的审美体验，则揭示了感性认识的个体差异性。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智慧提供了丰富素材。
创新：打造具有标识性的中国哲学概念
创新，就是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提炼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
矛盾学说的话语创新。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需要将抽象的原理转化为生动的表达。毛泽东同志则化用“自相矛盾”的典故，写下了中国人都能看得懂的《矛盾论》这篇光辉著作。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原理”，《国语·郑语》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断，堪称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成功实践，正是这一原理的生动诠释：水稻的雄性不育系与保持系、恢复系之间，正是“和而不同”的关系——差异并存且有主有次，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这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既准确传达了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中国俗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时通俗地表达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正在于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人“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的智慧，在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处理，在脱贫攻坚中“精准扶贫”的策略方法，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中国实践。
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关系原理”，杜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形象说明了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论意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又体现了中国传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
发展观的话语创新。
关于“量变质变规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韩非子》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警示，荀子《劝学篇》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论述，乃至《三国志》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告诫，无不深刻揭示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正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发展观的生动写照——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在量的积累中实现质的飞跃。
关于“辩证的否定观”，中国传统文化中“除旧布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吐故纳新”等成语，深刻表达了发展的实质就是“扬弃”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更是“辩证否定观”在党的建设领域的创造性运用。
贯通：在“两个结合”中实现话语融通
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关键在于推进“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融通。
在实践观上实现融通。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思想高度契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俗语，说明了实践活动受客观条件制约的规律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箴言，则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从唯物史观看，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中国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历史跨越，正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这两大规律的生动体现。“先富带后富”的对口帮扶机制，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协调推进，都是对这些规律的自觉运用，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
在真理观上实现融通。
关于真理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同时又承认真理性认识的历史性。《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的命题，既肯定了“道”的可知性（道可道），又指出了认识的局限性（非常道），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形成了巧妙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创新。
关于感性认识，“望梅止渴”的典故生动说明了表象的心理作用——曹操以“前方有梅林”的言语刺激，使士兵产生条件反射，缓解了口渴。这一典故揭示了感性认识中“表象是一种记忆”的哲学道理，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表达提供了生动素材。
展望：以话语创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最终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时代课题。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必须立足这一伟大实践，聚焦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炼出具有解释力、影响力、感召力的标识性概念。
从“新质生产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人文经济学”，这些原创性概念既是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话语创新的典范。它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实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三大体系”建设。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相互支撑、彼此贯通的有机整体。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不能孤立进行，而要与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协同推进。要打破学科之间的“隔墙”，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布局合理、主干清晰、枝叶繁茂、协同联动的学科格局。
坚持开放包容，推动文明互鉴。
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开放的文明对话。要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对话中彰显中国特色，在交流中提升国际影响力。要让中国哲学话语既具有深厚的民族根基，又具有开阔的世界视野，真正成为解释中国实践、回答世界问题、引领人类进步的有力工具。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胡文江（省社科联“文安平”团队、汉江师范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高校网络教育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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