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第27个记者节，《党刊记者岁月》一书在这天出版发行。

32万字，139篇文章，这是冉彪先生在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当记者的十年里写下的全部稿件。

这本书把冉彪先生这十年署名“本刊记者”“本刊特约记者”的稿子收在一起，按主题分作九辑，从思想教育铸魂一直排到天下大事评说。

一个记者干得怎么样，嘴上说不清，稿子摆出来就明了了。

一部结集，摊开十年党刊的日常

党刊记者写什么？冉彪先生告诉我们的答案——就藏在这本书的目录里。

会议消息有《重庆启动先进性教育活动》，一条稿子塞满信息，一句废话没有。现场特写有《让先进性在岗位上闪光》，写一场支部组织生活会，时任市委书记以普通党员身份参会，主持人请他讲话，他先纠正一句：“不是‘讲话’，是发言。”整篇稿子的神，就是这一句提起来的。

专访有《运用红岩精神兴渝》，访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问题问得实，对方答得也实。

通讯里最见功夫的是《鱼水深情满巴渝》。建军80周年前夕，他跑了警备区、驻渝某集团军和武警总队：写“8·30”那场森林大火，火从两头烧过来，把九连官兵隔成两截，新战士李长应撤退时发现一名群众晕倒在地，摘下自己的防毒面具给他戴上；写武警战士李川在看守所哨位上察觉异响，两枪击中越狱逃跑的在押犯；写万州人武部在村里建起一座4700册的书库，让天天守着麻将桌的龚元辉捧起养鸡的书，办起年产3万只的鸡场。

九个辑名连起来，就是一份世纪之交的党建目录。十年下来，稿子摞起来厚厚一沓，一共32万字。写作这件事，得先有量，才谈得上好坏。

一批报道，留下世纪之交的切片

冉彪先生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翻开这本书最耐读的，是那些今天已经成了“历史”的题材。

2003年抗非典，他写国航重庆公司的“党员航班”，写乘务员遇上疑似病人时怎么处置。2005年写《民工夜校纪事》，民工黄德春以前“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一晚上就打牌输光了”，上了夜校当上班长，两口子也不吵了。2007年写《打开“远程教育”这扇窗》，养奶牛的农村妇女张敏在村里播放室学会了科学养殖奶牛，一年可收入近10万元。

真正见功力的是《百年大旱考验重庆执政能力》。2006年夏天，綦江气温测出44.5℃，是1949年以来全国最高温；全市三分之二的溪河断流，2100多万人受灾。这篇稿子不堆灾情数字，专写当时怎么决策：7月1日，时任市委书记在江津察看水灾，看完就说今年很可能接着旱；8月9日，重庆在全国头一个启动特大干旱红色预警；綦江县城15万人饮水告急，时任县长公开表态“要停水，先停县政府的水”；潼南五桂镇征了25匹马上高山送水，一匹马驮着120公斤的水，在石板路上失蹄滚下山坡。

还有赈灾义演那一晚。低保户方海波把政府刚发的25元高温补助投进捐款箱，工作人员劝他别捐，他执意要投。保洁员陆昌茂刚没了15岁的儿子，把剩下的5140元捐款转捐出来，只说一句：“现在好多人都受灾了，他们更需要用钱！”

灾情过去了二十年，气温纪录迟早还会被打破，可这几个人的名字，读过的人大概都忘不掉。

一次拒撤，标出批评报道的底线

初到编辑部，有老记者教他“有些事情要阴干”，可冉彪先生说什么也不愿意当“好好先生”。

全书最硬的部分，是那几篇批评报道。

《我们的组织生活到哪里去过？》是重庆直辖后党刊第一篇点名道姓的批评稿。党刊的读者多是干部，稿子点了谁的名，私下里大家都认识。这层压力，跑都市报的记者未必体会得到。

《只建不管为哪般？》写重庆主城核心区民营企业的党建“只建不管”，稿子写好返回这个区相关领导核实，对方心虚事情败露，一路找到杂志社时任总编，又找到市委组织部分管部长，最后把话递到他嘴边：只要记者同意撤稿，事情就算过去了。他只回了一句：不行。

代价也不是没有。后来，他夫人从沙坪坝调到这个主城核心区，手续被卡住了。书里只留一句：不让调就不调，人还在沙区上班，日子照样过。

《一些地方抓党建“主业”不力现象透视》这篇稿子刊发后，时任市委书记在刊物扉页上批示，说《当代党员》“真正履行了‘喉舌’的职责”。

三篇稿子前后隔了七八年，不是一时的血气，仔细研究，能看出一个门道：党刊的批评空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篇一篇争出来的。记者敢写，刊物敢发，领导敢批，缺一样，稿子就死在半路上。

一名记者可以写一百篇四平八稳的稿子，但让人记住的，往往是那一两篇他本可以不写的稿子。

一套方法，留给后来人的路径

新闻志向和价值取向是记者的生命，冉彪先生一直坚持他的这一观点。

书里第四层看头，是方法。

怎么写重大典型？张兰权那篇《用生命诠释干群关系》，5400字，写一个在外迁移民工作中累死在岗位上的基层干部，发在建党80周年那期的“特别策划”里。重庆市委后来追授他“优秀共产党员”，中央纪委表彰他为“全国优秀纪检监察干部”，这篇文章拿了“全国党刊好作品”“重庆新闻奖”“重庆期刊好作品”三个一等奖。

邓平寿这个典型，起于会场上一句闲话。旁边同事轻声说“邓平寿书记走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后续报道的由头，转头建议对方跟进，最后编辑部集体做成“从田坎书记到公仆楷模”的全国典型。

事迹是现成的，“田坎书记”四个字在当地早叫开了，可要把先进打造成为全国都知道的典型，还得有人在满屋子人都人云亦云的时候，用独特眼光发现关键问题，成为意见领袖。

再往下是细节的功夫。《龙乡有个“促农团”》写铜梁1334名机关干部下乡，最动人的一笔不是成绩，而是促农队员郭开智病死在第一线。他生前从不穿西装，临终前两天却向组织提出，要穿西装照遗像。其妻子不明白为什么，但记者用敏锐的视角点透了：这也许是一位共产党人留给龙乡人的遗愿——82万龙乡人，要漂漂亮亮地过上好日子！

同一场采访，十个人能写十篇稿子，但高下常常不在文笔，而在谁多看了一眼、多问了一句。

这本书，是冉彪先生在记者节交出的一份答卷。

判卷的标准，他在书里早就交代清楚了——视为座右铭的四个字：勿忘人民。

这四个字不是口号。它写在黄德春身上，上了夜校当上班长，两口子过上了安稳日子；写在张敏身上，那个在村里播放室学会养牛，一年挣近10万元的农村妇女；写在方海波身上，那个把政府发的25元高温补助执意投进捐款箱的低保户。

十年，139 篇，32 万字。

记者干得怎么样，看冉彪先生《党刊记者岁月》这本书的人，心中自然有数。

（作者系资深新闻人、党建评论专家、著名时事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