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沈家本，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感觉陌生。但说起“杨乃武与小白菜”，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其实，沈家本也参与过此案审理。在参与案件查验后，刑部官员沈家本发现该案有诸多疑点，并上奏朝廷。如“至杨乃武，原供十月初三日由杭州回到余杭，路过仓前镇地方，想钱宝生药铺买得红砒。及查覆訉供词，复称系十月初二日，在钱宝生铺内购买。查买砒日期不容稍涉含混，何以原供与现番供词互相参差……”沈家本在其奏折《钦差查办事件》中表达了他对案件的立场。

可以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沉冤昭雪，离不开沈家本的一份努力。

而沈家本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贡献，除了重要重大案件查办，还有很多，如废除酷刑，修订律法……沈家本是当之无愧的我国现代法学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个为中国引进西方法律体系的法学泰斗。他是晚清首任修律大臣,修旧律立新法,在中国法律史上承前启后,开风气之先；他是首任大理院正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他是培养了上千名社会急需法政人才的中国第一所法学教育机构——京师法律学堂的校长；他是中国首个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的首任会长；他是“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依法治国理念首倡者”……

如果要评价沈家本，“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世以书传”——我想这句话最为贴切。

一路坎坷也不悔

如果说1840年是我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这年也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肇始。

就在这一年，沈家本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

在那个新旧交织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而对沈家本来说，倡导以法救国理念，成了他的毕生事业。

小时候，沈家本生活在一个官迹不显的诗书世家。后来，父亲沈炳莹考中进士，并补官刑部，为陕西司主事。父亲在京城为官后，全家搬迁至京城生活。在京为官十多年后，沈父被清廷外放贵州安顺府知府。当时，贵州官场风气不好，贪污受贿的官员普遍发财，而沈父为官清廉，因不收贿赂，受穷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能，沈家本是受家庭氛围影响，自幼就对刑部事务及司法条文了解的很多。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的法制现代化的丰功伟绩。

在父亲外调它地的日子里，沈家本跟着母亲在京城苦读。全家只能靠着老家湖州的几亩薄田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为官不顺的父亲萌生去意。还没有熬到封疆大吏，就早早“内退”下来。按照清朝规定，官员退休后，可荫其一子。这样，沈家本就可以在刑部谋个差事。而此时24岁的沈家本刚中秀才，显然不愿意委屈自己。不过，经过父亲劝说。沈家本还是到刑部报到了。

由于“学历”只是秀才，沈家本只好从底层的书吏做起。

与沈家势衰相伴而来的，是京城旧友避而远之。各种脸色、闭门羹、风言风语……父亲在官场的失意，更让沈家本对世态炎凉的体会刻骨铭心。

沈家本曾感叹：“吾尝观世之人，富贵者尊之畏之，且谄事之；贫贱者卑之鄙之；不问己之职分居何等，但视人之位分为进退”。

刚到刑部时，沈家本在直隶司任职，主要负责文稿起草工作。晚清时，刑部是个大衙门。它集中了朝廷的主要审判、律例修订与司法管理职能，而到各省后，对应的“司”作为该省上报案件的处理机关，各司的首长是郎中。

由于受父亲耳濡目染，沈家本在这里做得得心应手，文稿写得深受上司认可。相应地，沈家本也得到同僚好评。

当时，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是沈家本文笔很好的。受同僚恳请，沈家本为其起草一份上报刑部尚书潘祖荫的文件。而潘祖荫是当时出了名的好文笔，且是探花出身，在南书房行走多年，见多识广。对于这份文件，潘祖荫一看就知道背后另有高人，而这个高人就是沈家本。

对沈家本的文笔、才华，潘祖荫大加赞赏，感叹说：“我就知道非沈家本办不了此事。”

自此，沈家本在刑部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了。

而怀才不遇，却与青年时期的沈家本满腹抱负平行而过。

参见会试屡试不第，也就难以拿到升迁的“敲门砖”。没有功名加持，得不到升迁的沈家本，只好埋头文字堆里。在刑部，沈家本只好在司主稿、司正主编、秋审处坐办、律例馆帮办、协理等文差上来回打转。

在43岁前，沈家本在进士路上屡战屡败。屡屡碰壁的沈家本有些绝望了。1879年，沈家本在进士科考铩羽归来路上赋诗：“漫道尘机无日息，此生终结看山缘。”

哪怕人生不如意，沈家本仍认为自己是一枚“沧海遗珠”，他以“但教不把初心负,沧海遗珠莫遽诃”勉励自己，为自己鼓气。

终守云开见日出

人生兜兜转转，命运还是会眷顾有志者、苦心人的。

等呀，盼呀，沈家本终于迎来了转机。

在43岁时，沈家本终于金榜题名了，中了进士，但还在刑部供职，埋头法律之学，遍览历代法制典章与刑狱档案，深入研究、考证我国古代法制，并撰写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著作。而后，沈家本的人生，守得云开见日出，被清廷任命为刑部侍郎。如此，沈家本晋升的门槛可以消除了。

就在此时，沈家本掐指一算，自己竟然刑部辗转腾挪都快20年了，可以说是刑部的“老人”了。

等了这么久，也该轮到他平步青云了。可现实却总是爱开玩笑。

按规定，在京官员每年接受“京察”，考绩一等可升官，去外地任职。而沈家本10年“京察”都未列一等。

也就是说，沈家本拿了晋升的敲门砖，却未进入到晋升的梯队。

说起“京察”这个晚清官制，很有意思。在中央直属单位的官员想要升迁，必须要跳出这个龙门。首先，各部郎中只有达到“京察”一等要求，才有机会到地方锻炼；其次，地方锻炼也是成为封疆大吏或者朝中大员的先决条件。

看着同批次的人都先后到外地赴任，而自己却多年在原地打转的沈家本想到自己年过半百，不禁心灰意冷，常常以“磨驴陈迹踏年年”自嘲，甚至想打包回老家湖州种地了。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人生兜兜转转，好运不会错过有志者、苦心人的。此时，沈家本终于可以施展才华了。

就在53岁这年，沈家本被任命为天津知府。由于原定外放的官员突然染病不能成行，沈家本被朝廷任命为天津知府。

到了天津赴任，沈家本因直隶总督李鸿章外务作陪，才吃上生平的一次西餐。

真可谓，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转眼间，青丝成华发。那个满怀抱负的少年，成了年近花甲的老人。

在57岁的这年，沈家本又调任保定知府。

而在保定任职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沈家本终身难忘的事情，沈家本也险些被八国联军枪毙。

此时，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

晚清掌权者慈禧太后基于政治考虑，调西北董福祥的甘军进入北京，由荣禄节制。

一直以来，甘军因纪律较差而为当时百姓所诟病。在途经保定时，有两军官进入北关教堂游玩，与堂内工作人员发生口角，继而衍生为斗殴。这两位闯了祸的军官，也因此被堂内工作人员捆绑起来。正值朝廷宠信之时，甘军哪能吃了这个亏。

闻讯后，甘军赶到教堂，一哄而上,不仅将两位军官抢回去，还捣毁了教堂，打伤一名外国传教士、三名工役。

了解事件来龙去脉后，沈家本连忙介入调解，表示愿划拨新址、重建教堂，受伤洋教士自医，受伤工役每人赔偿百金。

不久后，荣禄获知此事。因害怕引起纠纷，他特派专员来到保定谈判，除答应重建教堂外，还将受伤工役赔偿款提到五万金。

对此，坚守原则的沈家本却不高兴了。他要求，划拨的新址附近有坟地，属于私产，不得占用。外国传教士不同意，沈家本便拿出县志，与其争辩。对方也因理亏，硬着头皮答应了。

就这样，教案画上了句号。

可是，甘军却不吸取教训，在继续北上过程中，继续生事。不仅在卢沟桥与修铁路的洋人斗殴，还在进入北京后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这引发了八国联军的攻击。

1900年10月17日，八国联军占领保定，藩司挺雍、城守卫奎恒、参将王占魁拘押，而曾参与沈家本争执的洋教士杜保禄趁机告状，称沈家本“附和拳匪”，沈家本也因此被拘押。而这几名清廷官员都被枪毙了，临到挺雍时，沈家本也被拉到刑场上了。看着同事被枪毙了，沈家本心想自己也活不过今天。

面对凶煞至极的洋人，沈家本脸无惧色。针对洋人给他扣的几项罪名，他据理力争。沈家本在法、理上展开了自我辩解，就连审判他的洋人也自认难以逻辑自洽。

就这样，原本对准沈家本的枪口，被洋人收回去了。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担负修律大任的沈家本怎会命绝于此呢？然而，此次事件对沈家本影响特别大。一个地方父母官，能在自己的辖区，被外国人关进自己的监狱，被外国人审判，这是何等讽刺呢？这更激发了沈家本变法救国的强烈信念,也拉开其施展救国抱负的序幕。

不久后，沈家本被放出，但却被软禁在衙门内，直到第二年才获得自由。前前后后，沈家本被关押4个月。

获释后，沈家本就径直西安赶去，向朝廷报到。

途经河南郑州时，年逾花甲的沈家本在拜谒子产祠时写了首诗：“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

相较于周旋于秦晋等大国之间的郑国，晚清被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形势比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子产却能凭借法治力挽狂澜于危局，让郑国赢得列强尊重。而自己为朝廷服务37年，也没有被发现、被重用。

此时此刻，沈家本触景生情，更是笃定了“以法救国”的理想。为此，这才有了“痛定应思痛,须寻国手医”的壮志，这才有了继续用法治救国图存的践行坚持。

沈家本的才干，及“难臣”的身份，引起慈禧太后的赏识和注意，后被任命为光禄寺卿。

回京后，沈家本因护驾有功被任命为刑部侍郎，主持日常工作。

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心有鸿鹄展翅飞。

经过30多年的历练，沈家本成了刑部的当家堂官。

后来，沈家本转任山西按察使、直隶按察使，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吏。

此时，沈家本的仕途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可以说，沈家本的人生相当励志。

厚积薄发自有时

纵观沈家本的人生轨迹，其人生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离不开自我坚持、从不放弃，另一方面就是爱读书，多积累。

不管仕途失意还是得意，沈家本都不停地扎实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刑部任职期间，沈家本从一些具体案例入手，仔细揣摩，耐心探究，考证源流，将历朝历代的法律典故和条文烂熟于胸。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处于怎样的境遇，沈家本从未丢下手中的书本。

“广闻博记，无所不读”，最能体现沈家本好读书。

《清史稿》也有相应记载，（沈家本）少读书，好深湛之思。

根据史料记载，从21岁到25岁，沈家本读过的书有348部，从西方民俗与科学著作《测量法义》《几何原理》《海录》，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作品，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顾炎武的《日知录》，再到经史子集、神仙志怪，无不涵盖其中。正如光绪戊戌科进士、原中华民国国务院秘书长王式通如是说，“公虽终身于法律之学，然于他书无所不读。”

可以说，这些都为沈家本后来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沈家本成为屈指可数的法学权威和刑部有名的能员，不是没有原因的。

1901年，晚清决定实行“新政”。而修订律法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势必引起当局掌权者的重视。

1902年年初，清政府下令修订律法，决心通过法律改革拿回领事裁判权等国家法权。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下诏，宣布修订《大清律例》以及制定“矿律”“路律”“商律”，以达到中国法律“切实平允、中外通行”。

由于沈家本在刑部工作多年，专业之长有目共睹；而且，沈家本对清廷忠诚。基于此，沈家本开始被重用。

在修订律法的决策拍板后，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3名总督联名上奏，保举沈家本和出使美国的伍廷芳主持这项工作。

1902年4月，沈家本被清政府任命为修律大臣，着手修订律法。不过，伍廷芳身在美国，无法履新，只好由沈家本独挑大梁了。此情此景，沈家本可谓是适逢其时。

此时，历劫归来的沈家本已年逾花甲，才真正开始实施抱负。

在修法过程中，沈家本坚持以“会通中西”为原则：“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根据这个原则，沈家本将刑部原来设有的律例馆改为修订法律馆，并初步制定了修律的具体步骤。

就这样，正是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一个相对完密的近代法律体系得以确立，如《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法典相继问世。

以刑事诉讼律为例，沈家本在新法中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等级制度，汉人、旗人犯法同罪”，而且，他还建议建立陪审员和律师制度，要求司法过程不受干扰，“西国司法独立，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虽以君主之命、总统之权，但有赦免而舞改正”。

紧接着，沈家本组织拟定的《大清新刑律》是一部与以往法律迥异的新型律法，完全采用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架构，结束了中国法律几千年来“刑民不分”的历史，却因为删除了封建社会常用的凌迟、枭首、戮实等酷刑，以及“十恶”“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刑讯逼供” 等礼教产物，因为触动了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一些权贵的坚决抵制。甚至有人认为，沈家本是“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纲沦法斁，隐患实深。”

哪怕沈家本对于原则性问题从不让步，可遗憾的是，他修法的大部分主张都未获得通过。

拿民事诉讼法来说，为了坚守原则，沈家本在上朝前就在膝盖关节处绑了厚厚的垫子，并通知家人，今天如果办不成事，就不回来了。

沈家本修法工作的阻力之大，显而易见。

1911年3月，沈家本迫于压力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的职位。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清廷启用袁世凯组阁，沈家本也就成了袁记内阁的司法大臣。

在南北和谈后，沈家本交接完本职工作后，便开始隐居了。

北洋政府成立后，沈家本是担任司法总长的理想人选，在国内呼声甚高，“沈氏出山复掌司法之议重起”。此时，袁世凯也属意沈家本，三次提名他担任司法总长，却被年事已高的沈家本拒绝，只是勉强接受了总统法律顾问的一个虚职。

1913年7月12日，72岁的沈家本先生溘然长逝，留下近千万字著作，平均每月写了1万多字。

纵观沈家本一生，可谓我国法制史上的传奇一幕。他没有国外留学经历，却能对西方法学持开放态度；而且敢于睁眼看世界，勇于突破传统观念，打造出具有国际水准的法律体系。诸如“构建现代审判制度”“改良监狱”“创设中国检察制度”“倡设中国律师制度”“开创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与研究”……沈家本所制定的法律以及他所传播的法律理念，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亡，这些制度后来大都为民国所承继，化为民国法制的土壤，使得后来的司法制度建设得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

正如法史学家杨鸿烈说：“沈氏是深入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作者系浙江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