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鄂西北红色文化研究”课题组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9周年纪念日，明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30周年。毛泽东同志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面貌，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全人类。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伟大而光辉的一生，与祖国的山山水水都曾结下了不解之缘，包括偏居一隅的鄂西北。在毛泽东心目中，鄂西北在革命转折关头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推进革命发展的前进基地，建设时期则是共和国布局大型工程项目的理想战略后方。

一、战争年代毛泽东多次提及鄂西北

毛泽东一生对湖北情有独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是除北京以外毛泽东来过和住过次数最多的地方之一。有关资料显示，毛泽东青年时期近10次、新中国成立后40余次走进湖北，只是没有到过鄂西北。就目前资料所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指示中多次提到鄂西北。中原突围战役中，他数次指示中原局、中原军区在鄂西北等广大地区就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在外线牵制国民党军队。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组成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挺进豫陕鄂地区，创建根据地，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略中原，年底鄂西北的郧西、郧县在湖北最早获得解放。1948年7月17日，即襄樊战役取得胜利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等的电报。电文中说：“襄阳攻克，康、郭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7月23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起草并亲自修改了中共中央给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负责人的贺电。贺电指出：“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樊老河口等七个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图片摄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二、指导、确定丹江口水利枢纽作为南水北调的水源枢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防御自然灾害，开始治理江河湖泊。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南水北调的战略构想。同月，水利部组织包括苏联专家布可夫在内的近百人查勘团，对汉江中下游河段进行了查勘，重点是丹江口坝址和碾盘山坝址，认为丹江口是少有的良好坝址，碾盘山是必不可少的梯级，但后者不宜列为汉江的第一期工程。此后加快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工程的勘测设计步伐。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 “长江”号军舰上接见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就长江流域规划作了长谈，再次提到：“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给北方？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当毛泽东把铅笔在地图上指向汉江的汉中盆地一带时，林一山告诉毛泽东，汉江水有可能通过修建工程过黄河引向华北，丹江口一带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毛泽东立刻叮嘱道：“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察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由于毛主席的提醒，林一山惊奇地发现，在丹江与汉江的汇合处修建水利枢纽，不仅是较理想的汉江防洪工程方案，同时也可能成为南水北调设想的关键工程，遂决定弃用距丹江口上游数十公里的另一处高坝址方案。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了南水北调和兴建三峡大坝的宏伟设想（图片来源：长江水利委员会）

遵照毛主席指示，1954年10月，国家计委、水利部、燃料工业部会同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对汉江干流进行了查勘，重点查勘了丹江口坝址，同时提出了综合利用、梯级开发的初步意见。确定丹江口为坝址，使汉江的防洪规划与南水北调的宏图在丹江口水利枢纽中得到高度统一和密切结合。林一山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证明，丹江口水利枢纽抬高汉江水位后，最低水位沿着京广铁路直至北京的运河线路，从坡降到水头都非常理想，水可以自流到北方。研究、设计期间，林一山给毛主席写了许多信，对研究成果作了详细汇报。这些信毛主席基本上都亲自看过，有一封信没有见到，还批评了秘书陈伯达。从信中得知引水线路找到了，毛主席非常高兴。

1954年12月，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视察途经武汉，在火车上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林一山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先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有了这个经验，再建设三峡工程。毛泽东表示同意。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虽然会议主要是对三峡工程作出的决议，但决议中专门写到，“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江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这意味着中央正式批准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就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发出了爽朗的笑声，高兴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1958年9月1日，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968年10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台发电机组投产发电（资料图片）

后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曾一波三折，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但经过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的巨大关怀，第一期工程终于在1968年基本建成。1964年，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了丹江口工程的情况，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是要继续干，那就去找总理吧。1962年、1972年周恩来两次提出要到丹江口看一看，最终都未能成行。这些充分说明，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谋划和领导，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能够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社会效益是不可能的。

三、关注农业合作化中的“襄阳经验”和治理穷山恶水的“郧县经验”

1955年2月，毛泽东来到湖北考察，主要就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进行调研。襄阳地委书记赵修和有关省委领导、地市领导参加了座谈会，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主张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精神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回到襄阳后，赵修就来到他蹲点的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召开座谈会，自己亲自动手写关于耕牛喂养、使用和管理的经验材料。4月10日，《襄阳报》全文刊登了赵修的《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喂养使用的制度和经验》一文。在这篇调查报告中，赵修讲了三个问题：一是社里耕牛的现状堪忧；二是分析耕牛出现问题的原因；三是通过座谈和讨论形成的管理规定。第三个问题是这篇调查报告的重点内容。

这个调研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正在对农业合作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毛泽东，从大量报告和通讯材料中看到了赵修的这篇调研报告。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编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把176篇材料分成了74类，其中赵修的文章放在“建立饲养和使用耕畜的制度”部分。毛泽东看中这篇文章，并不仅仅是因为此前他见过赵修，说明此类问题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编选时，毛泽东将赵修文章的标题修改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并亲自写了按语。毛泽东在按语中写道：“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作者是到了这个乡同群众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的书记，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两篇文章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倾注了毛泽东对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巨大热情和关注，集中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水平，对以后党和国家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赵修的调研报告选入此书并被加按语，不仅是毛泽东对赵修本人工作作风的肯定，更是对襄阳地区农业合作化的肯定，是对鄂西北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巨大鼓舞。

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1956年郧县翻山堰村党支部书记高华堂带领乡亲们延修渠堰、改田造地。至1958年底，共改梯田180亩，植树造林13000多亩，修通了公路，修建了水电站。1958年11月，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将一面“把治山治水的红旗插上最高峰”的锦旗送给了高华堂所在的郧县建设乡。同年12月，高华堂光荣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9年10月1日，高华堂再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随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高华堂带动下，郧县掀起“三治”（治山、治水、治土）高潮，全县大修水库和水利灌溉网。1959年，全县有小型引水渠道2031条，塘堰1109处，有效灌溉面积达9.8万亩。195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郧县高速度改变山区面貌》的长篇报道，配发了郧县治山治水示意图，并转发了《向自然开战——湖北日报社论摘要》，向全国推介郧县治水治土治山的经验。这组文章引起了正在学英文的毛泽东的关注。1959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写到：“请你找到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看一下，那里有‘向自然开展’一篇社论，郧县改变山区面貌一篇报道，又有郧县大堰公社治山治土治水治路的一篇长篇通讯……。”他嘱咐林克查找同时期英文版《北京周报》所刊的同题文章，提出“我准备学习一下”。

1959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给秘书林克的一封信中提到郧县大堰公社向自然开战的报道（图片来源：《十堰晚报》）

四、倡议、督促建设二汽和襄渝铁路等三线工程

1953年初，毛泽东作出了“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的指示，但之后多年有关部门对厂址和规模一直未达成共识，筹建工作时断时续。1964年毛泽东在给三线建设作指示时，又提到要建设二汽。1965年4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正式向党中央并周恩来总理写出报告，建议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内地建设一个能生产1吨至8吨的各种载重汽车的中型汽车生产基地。7月16日，又向党中央并周恩来总理报送了《关于中型载重汽车生产基地——第二汽车厂的建设方案》。9月随着川汉铁路线修建计划的变更，二汽选址的重点由湖南转至鄂西北地区。年底二汽筹备处正式成立，各项筹备工作开始全面展开，进展迅速。1966年初，二汽筹备处由长春南迁至均县老营，11月又西迁至郧县十堰镇，开始了在十堰创建二汽的艰苦工作。

1968年夏，毛泽东住在武汉东湖，约见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曾思玉向毛主席汇报到，遵照周总理指示，最近和刘丰（武汉军区政委）、张体学（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到鄂西山区，主要是为二汽厂址进行调研。因为二汽在建设中有东、西方案之争，现在处于停工状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经过实地察看，觉得在十堰地区建厂的西方案较为妥当。毛泽东说，二汽厂址要尽快定下来，争来争去有什么好处，利用丹江水库的水上运输是不够用的，由襄樊进四川的铁路修通了，二汽也就方便了。有了铁路，打起仗来就好办了。可见，毛泽东对襄渝铁路的修建已经有了明晰方案。这年11月，周恩来明确指示二汽厂址定在十堰。1969年9月，二汽终于开始了大规模施工。

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对曾思玉说，今天请你来谈谈鄂西山区三线建设的情况。你们要抓紧配套工程的建设，一个一个的落实。如果打起仗来，要有大量的枪炮、弹药、汽车做保障。曾思玉将鄂西三线建设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后，提到有一个工厂正在试制师团配属的多管滑膛火箭炮时，毛主席很高兴地说：那就是中国式的卡秋莎嘛！要抓紧试制、定型，小批量生产，这样一旦打起来，我们才有备无患。毛主席表扬的这个工厂，就是位于光化、均县交界处的江山机械厂（五一三七厂）。毛泽东又问曾思玉，西边的铁路修了没有，曾思玉说没有修。毛泽东说，中央、国务院早就定了建焦柳路，总体规划和设计方案我都看了，焦柳路是从河南的焦作经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的柳州。如把焦柳路修好，纵深还有宝成路，可通云、贵，我们就灵活多了。你和其他同志及河南的刘建勋同志商量一下，先修好焦枝铁路。

  1969年夏，毛泽东再次来到湖北视察。6月26日，曾思玉、张体学、刘丰带着地图汇报修焦枝铁路问题。毛泽东指示，南北两线，我看还是北线好。焦枝线修好了，然后再经湘西向南延伸，修至广西柳州，同时修从襄樊入四川的铁路，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他还要求“动员两省人民大力支援，与铁道部同心协力，争取时间把焦枝路修好，为在湖南、广西修焦柳路创造条件”。

从1960年至1974年，毛泽东在武汉均下榻东湖梅岭一号（图片来源：东湖梅岭毛泽东故居陈列馆）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国务院、中央军委支持铁道部于1969年8月召开了修建焦枝铁路的工作会议 。11月1日，焦柳铁路全线破土动工。百万筑路大军云集沿线，展开了大规模会战，仅用短短8个月时间，就建成一条全长800公里的铁路。1970年7月1日焦枝铁路正式通车。当把通车的消息报告给毛主席时，他非常高兴地说：“修建铁路还打人民战争啊！”在修建焦枝铁路的同时，襄渝铁路已经动工，广大铁道兵指战员、民兵和人民群众大力奋战，终于在1973年修通了襄渝铁路。

鄂西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历史说明，正是毛泽东等中央历代领导人的牵挂和眷顾，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块原本古老、光荣也是贫瘠的土地，今天才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伟大领袖毛主席，鄂西北人民永远怀念您！

（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