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洪林先生的新作《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杨洪林先生71万字之巨的新作《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于2018年10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主持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代表性成果；是他积２８年杨献珍哲学思想研究的又一部扛鼎之作；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空白，匡正了理论界的误解、误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奉献出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高水平力作。
杨教授作为汉水、武当养育的学子，植根故乡文化沃土，探讨其文化之精髓，阐扬其文化传统与价值，以丰富的学术成果回报桑梓。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作为“汉水文化研究”、“武当文化研究”的重要发起人和领军人物之一，撰写发表了一批具有原创性、奠基性的研究成果。在“杨献珍哲学思想研究”领域，他更是开理论研究之先河、久久为功，主持了2项国家社科基金，居于国内外研究前沿。作为杨教授曾经的同事，亲自誊抄过他一笔笔撰写、一字字修改的大量文章者，深切感受到他“意必自立，言必己出”的学术态度，以及“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治学精神。
阅读这部巨著，作者不仅深入考察研究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寻找科学真理、救国于危亡的艰难历程，深刻揭示了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联系，高度评价杨献珍的哲学贡献及创新范式，而且匡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断裂论”、“间歇论”和“失语论”等理论误判。不仅展现出研究对象的哲学范式、人格风范，而且彰显出研究者的严谨学术态度以及人格魅力。
一、以问题为导向，破解、回答哲学界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难题
探讨未知、求索真理、答疑解惑是学术研究的神圣使命与价值所系。作者从哲学论域出发，史论结合，探讨、揭示了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联系，回答了哲学界、史学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误解、误判的重大问题，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第一，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此路不通”，为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杨献珍如何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难题。
作者深入研读杨献珍著述，结合近现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史实回答了上述问题。他指出历史逻辑昭示：无论是地主阶级维新派林则徐的维新思想，农民阶级革命派洪秀全效法西方的资本主义方案，地主阶级洋务派张之洞等学习西方现代科技的举措，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寻求变法的维新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与实践等，诸种“西天取经”皆遭败北！“历史规律说明，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的过程中，探索过、尝试过各种资本主义道路，都是‘此路不通’；尝试了各种‘主义’，都不服中国水土；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生逢乱世的杨献珍目睹清王朝腐败堕落、列强烧杀抢掠的惨象，深怀民族复兴、匡世济民的热望。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参加了 “五四运动”，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历经“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工作的锻炼，两次入狱７年铁窗的生死考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特别是译著、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和理论中坚，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遵从历史规律，改变中国命运的正确选择。
第二，回答了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杨献珍如何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中、西哲学怎样融合创新的疑难。
在理论界，一直存在或推崇西方哲学，或执迷中国古代哲学，或惟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是崇等，马、中、西哲学各自为阵的门户之见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存在对杨献珍哲学思想误解、误断的偏向。作者系统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进程，杨献珍哲学思想的发展，高度评价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和杰出贡献。
作者阐明：杨献珍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提出“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科学命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是唯意志论、意志自由论、先验论以及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的理论根源；创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在逆境中创造性地阐发“合二而一”哲学思想，抵制“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其和谐哲思对建设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弘扬了唯物史观，提出“一主多元”的
“综合经济基础论”，反对“单一经济基础论”，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哲学支撑；坚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强调世界观、认识论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的一致性等。杨献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汲取西方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基础上，致力于哲学创新。他的一系列创新性哲学命题、科学论断、理论观点，树立了马、中、西哲学融合创新的科学范式。
第三，回答了杨献珍哲学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匡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断裂论”、“间歇论”和“失语论”的理论误判。
长期以来，在哲学界、思想界存在着杨献珍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相对立的误判、偏见；存在着认为在长达20年，特别是文革10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断裂论”、“间歇论”和“失语论”的理论误断。作者经过严谨深入的考证、研究，匡正了这些理论误判。
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方式。两者揭示了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区别、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属性，而非绝对对立的命题。“合二而一”作为“对立统一”思想的中国化表达方式，用民族化的语言阐释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合二而一”有利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粉碎“四人帮”后，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出现了 “左”的“两个凡是”、右的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杨献珍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排除 “左”和右的干扰，高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维护了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统一、民族团结的理论基础。作者认为杨献珍哲学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属于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杨献珍以其独创性的哲学见解，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提供了哲学支撑。
作者指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逆境中，杨献珍不畏时艰、不惧举国批判，在囚禁之时、困厄之际，以其杰出的哲学思想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无可辩驳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断裂论”、“间歇论”和“失语论”纯属误判、误断、误传。
二、阐发、倡导杨献珍哲学创新范式和科学研究方法
作者认为，杨献珍曾担任抗战时期北方局党校校长、新中国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央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要职，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兼具的地位，使其在哲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他作为一代宗师，其哲学创新范式和传播范式，不仅成为哲学界、理论界师法的典范，而且为各级党校、大专院校的哲学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树立了范式。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结合，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解决实践问题，推进哲学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用中国的话语方式翻译、阐释、传播的过程，而是发挥其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作用，使其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指南，解决现实问题，推进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者强调：“杨献珍的哲学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反对忽视客观存在的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经验主义。他所有的命题、判断、思想观点的提出、形成定论，都是立足实践的哲学创新。”
第二，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性，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思辨的理论体系，不是宗教的教义，而是无产阶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作者指出：杨献珍自觉地将其“贯穿于思想认识路线、群众路线之中，贯穿于历史观、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之中。要求哲学工作者积极投入社会实践，回应民众的呼唤，打破精神枷锁，解除思想禁锢，提出新命题、新观点，推动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实践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忽视其价值性，就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本性；忽视其科学性，则丧失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魂，成为虚妄的宗教教义。杨献珍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第三，坚持马、中、西哲学对话与融合创新相统一，破除理论上的形而上学和哲学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
继承发展、融合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和理论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继承发展、融合创新的典范。在哲学界，存在着文本崇拜、理论教条主义，把解读西方文本包括“超马克思主义”文本视为“真正的学问”，把阐释古代经文、尊古解经视为 “至高至上的学问”等偏向。作者认为：杨献珍哲学思想树立了“马、中、西哲学融合创新”的范式。他善于对哲学家、哲学文本、哲学史、哲学命题进行“反思”“批判”，结合实际进行“融合”“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中西融合创新的理论成果。杨献珍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服务于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其哲学创新、传播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价值。
三、著作突出彰显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当下，学术界存在学术浮躁、沽名钓誉、成果造假的不正之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予以规范甚至惩戒。杨洪林教授的治学态度，是对这种不良学术态度的抵制和匡正，值得学界倡导与学习。
1990年，杨教授在武汉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开始接触杨献珍论著，自此踏上至今28年研究杨献珍哲学思想的征程。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从蕴大涵深的武大珞珈山，到巍峨玄奥的武当山岚；从碧波荡漾的汉水母亲河，到风光旖旎的武昌南湖之畔……”矢志不渝、上下求索，不惧路漫漫其修远。2001年，杨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杨献珍哲学思想研究”，历经8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38万字的专《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2009年，他获批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切地感受到：“须攀登的山巅奔来眼前！数千个日日夜夜又伴孤灯长卷，双鬓初生的华发将接续成片，额头几条微皱必沟壑纵横，肩负重任效玄奘取经西天。”又历经8年学海搏击奋进，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71万字的新著。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成果，是笔者历经八年不舍昼夜、含英咀华、笔耕不辍、独自撰写的一部哲学长卷。”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了解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感受到理论研究对象的人格魅力和研究者人格魅力交相辉映。杨教授高度评价杨献珍及其哲学思想：杨献珍是“一位命途多舛、铁骨铮铮、贡献卓越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哲人；是一位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和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人生既是浴血奋战、坎坷曲折的一生，又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批判抗争的一生；他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作者以酣畅淋漓诗化般的语言，高度概括、评价杨献珍及其哲学思想，既为哲理深邃的科学论断，又是热情洋溢的人格礼赞，不仅讴歌了杨献珍光明俊杰的人格，而且彰显了作者执着追求科学真理、赤诚维护人民利益、褒贬臧否历史功过的人格魅力。
我们可以借用《光明日报》对杨教授第一部专著《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的书评，来评价这部《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新著。这是我国第二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杨献珍哲学思想的上乘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实质上，新著无论在哲学论域的广度，还是在哲思深度上；无论在对经典的科学考察阐释，还是在理论的创新发展上；无论是在逻辑的严谨上，还是在话语的凝练精准上，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攀上了又一座学术高峰，是倾情奉献给人民和学界的优秀理论成果。
（刊发于《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