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风范：杨献珍的理论勇气和人格魅力
——读《一代哲人杨献珍》
时下能感动读者的理论著述实在是凤毛麟角,但《一代哲人杨献珍》(萧岛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却深深感动了我们。
第一,是作者的精神感动了我们。
我们与萧岛泉先生今年元月18日才初识,真是相见恨晚。那天晚上八点,我们到中共中央党校向他请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有关党史问题。他热情而慈祥的面容,诚恳执着和求真务实的态度,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的意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事求是地说,像他这样的人,我们所见不多。
萧岛泉先生,湖北郧县人, 1929年生, 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郧县解放后任中共郧县县委办公室主任、茶店区武工队长陕南日报编辑、新华社陕南分社随军记者。1952年奉调进疆,任南疆区党委秘书、南疆军区政委左齐将军秘书、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秘书。“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监禁三年四个多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奉调进京, 1983年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杨献珍秘书。1992年后开始研究杨献珍的生平事迹与思想,被聘为杨献珍哲学思想研究所研究员、顾问。1997年10月26日突然中风,因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但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十分不便。其后,老伴去美国探亲因病去世异国他乡。萧岛泉先生既要同疾病作斗争,又要承受亡妻之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克服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惊人的毅力,笔耕不缀,坚持写完本书。你能不感动吗?在一般人看来,身体和家庭境况都如此这般,又是离休干部,还图个啥?但萧岛泉先生主动挑战自我,不畏艰辛,为研究杨献珍留下了信史。这的确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第二,是杨献珍的理论勇气感动了我们。
众所周知,杨献珍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一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其“坚强的党性,旺盛的斗志,超凡的毅力,罕见的理论勇气,光辉的人格力量,培养、造就、影响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萧岛泉先生以大量的一手资料,运用“春秋”笔法,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不仅历史地再现了杨献珍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过程和其光辉的斗争经历,而且浓墨重彩地评介了杨献珍在建国后的理论贡献。
1.提出“综合经济基础论”,反对“单一经济基础论”。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已经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把握旧中国的经济现实,并由此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大政方针,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杨献珍怀着对党、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经过潜心研究和思考,撰写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他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理论的提出,立即遭到了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反对(单一经济基础论者主张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针对这种情况,杨献珍苦心孤诣,宵衣旰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和党的决议,在理论和实际中摸清了中国过渡时期的“底子”后,针锋相对地就“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错误观点及其危害性逐一进行剖析和批判。他认为“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发现也未见过一种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经济形态”,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即基础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他进一步指出:要把这个基础从多种经济成分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更不能是某些理论家、改革家的主观意志去随意决定的。可是,在当时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杨献珍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得不到社会的认同、支持。从1954年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多年,一直被极左路线当作批判、攻击的目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经验教训,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体制共同存在,积极发展各种个体经济的方针政策,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有力地从正面证明了杨献珍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正确性。可以说,杨献珍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观点不仅是一种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新观点,而且在理论上也违背了苏联教科书的观点,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但杨献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付出了巨大的勇气的,突出显示出他那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洞察事物的睿智卓识。
2.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杨献珍和党内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是积极响应和衷心拥护大跃进运动的。但是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发展,杨献珍不断从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和各地提出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中,逐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等地考察,耳闻目睹了各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放卫星、赶英超美等运动中唯心主义泛滥成灾,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情况。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精神,为了维护党、国家、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换来的胜利成果不受破坏,杨献珍根据自己所到之处的实地考察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以及各地在大跃进中向他汇报的各种问题,不惜承担一切政治风险,毅然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唯心主义,严肃批判了在推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暴露的一系列问题,并撰写了《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一文。据知,这是国内最早、同时也是杨献珍最早对大跃进运动进行批评的文章。不幸的是,在当时唯心主义成灾的大跃进岁月里,尽管杨献珍讲了许多别人想讲不敢讲或不能讲的言论,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受到世人的拥护和称誉,但是他的正确观点,不仅得不到认同和支持,反而遭到无情打击,被人攻击污蔑为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尽管受批斗降职,但杨献珍并没有因此而抑郁、沉沦,他把名利视为浮云粪土,坚决捍卫真理,体现出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罕见的理论勇气以及毕生致力于社会现实实践的超凡毅力。
3.坚持“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统一,反对把两者割裂开来。“合二而一”见于元朝方以智的《东为均》一书中,杨献珍借用中国化的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来表达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他指出:“什么叫对立统一规律?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在认识论里有‘一分为二’这句话,同上句话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辩证法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辩证法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是阉割了辩证法的全面性”。他强调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并列举了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量实例,用以说明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尊重辩证法唯物论的。本来他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无可厚非的,但在康生看来,杨献珍此时是在同毛主席唱对台戏,并指示党校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杨献珍展开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献珍遭轮番审讯、批斗,并被定了12大“罪状”,在北京白庙监狱被关押八年之后,又被流放三年。八载铁窗,三年流放,这对于一个已步入耄耋之年的革命老人,是莫大屈辱和强大压力,但是杨献珍襟怀坦荡,心地无私,他始终坚信唯物主义原理,捍卫自己的学术观点,他的那种“宁做比干刚强谏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精神,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第三,是杨献珍的人格魅力感动了我们。
杨献珍是一位在大革命时期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正是有这种信念作支撑,在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之下,他勇敢地接受党分派的地下工作任务,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艰苦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前,杨献珍从事革命活动曾两次入狱,在武昌第一模范监狱和北京草岚子监狱共度过了七年零两个月的铁窗生活。在监狱中,他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与敌人进行巧妙周旋,组建了党组织,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挽救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理论水平的革命同志。他对战友,是关爱有加,曾经直接受到杨献珍精心照料的原中共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周仲英回忆说:“我的死而复生,完全是杨献珍同志的功劳。是杨献珍同志从始至终像慈母一般护理、照料了我,又是他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永远铭记献珍同志的恩泽,永远学习献珍同志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同时,杨献珍对出卖同志、苟且偷生的叛徒表示出莫大的鄙夷,并发誓永不叛变自己所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铁石忠肝,决不“反省”,毫不妥协,始终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
杨献珍对待生活,对待世界,不惧强暴,不畏邪恶,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各种错误言行,他敢于振臂疾呼,秉公直言。也正因为如此,他数罹厄难,横遭打击迫害,总计6762个日日夜夜,几乎占了他全部生命的五分之一。这是一组很不平凡的数字,一般人也是难以忍受的。但杨献珍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抱怨终生,而是坚持为党工作,忠诚不渝,无怨无悔,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杨献珍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实事求是地面对过错,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1980年,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平反大会上,杨献珍没有诉说他自己长期以来蒙受的种种不白之冤,相反,却用了很大篇幅主动地反省自己过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同时他也向在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和家属表示深切的歉意。这是多么地难能可贵!我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既挨过整也整过别人的人很多,但许多人只记得别人整他而不记得他整别人,好像就是自己的一贯正确。而杨献珍长期受到迫害,备受折磨,历尽艰辛,但在党为他平反的大会上还作自我批评,主动检查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用“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两句言高旨远、意蕴深长的话来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何等地光明磊落,真正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不图名利、宽阔胸怀的伟大品格和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高风格、高姿态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他的这种人格魅力,也将永远鞭策我们前进。
（文章刊发于《江汉论坛》2007.5，作者：李良明，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彭卫，湖北工业大学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