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

——介绍《一代哲人杨献珍》并兼论杨献珍哲学思想的特征

萧岛泉同志的著作《一代哲人杨献珍》业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有幸先期读了此书,阅后深感作者做了一件别人难以替代的很有意义的工作。

随着时光无情地流逝,一个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渐渐消失在历史的帷幕后面,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难解的历史之谜。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也是不能歪曲的。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发挥好它的作用。但是,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很不容易。当事人偶尔留下的东西,哪怕是只言片语,都可能成为后人眼中的珍宝。

萧岛泉同志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珍宝。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杨献珍生前就留下了不少不易解开的历史之谜。首先,杨献珍作为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新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次哲学论战”的主要当事人,他本人的哲学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杨献珍生前自己说:“我没有学问。”有人根据论战中提出和涉及的问题,断言杨献珍的哲学思想是机械唯物论,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只是受了苏联哲学、特别是日丹诺夫的影响。有人甚至断言,与杨献珍密切相关的哲学争论只有政治,没有哲学。

的确,杨献珍的一生,是革命家的一生。仅是国民党的监狱,他就坐了两次,加起来有7年之久。文革中遭受迫害,又坐牢8年,再加3年流放,竟达11年之久。他生前给领导干部讲哲学,但自己不是哲学科班出身,参加革命前学的是商科,教的是英语。从留下来的理论著作看,讲得多的是唯物论。只看这些,难怪在一些人的眼里,杨献珍似乎没有高深的哲学理论,只有简单的唯物主义原则。

然而,看过萧岛泉同志的著作,我们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萧岛泉同志的著作以丰富而翔实的材料向我们表明:杨献珍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班出身,但在实际上受到过相当全面、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训练。他不但早就比较系统地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多次翻译过、教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理论。他对唯物论的强调是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为根据的。

早在大革命时期,当杨献珍还是一名商科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那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当时,李汉俊从上海回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商科大学执教,利用多所大学讲坛讲授唯物史观,宣传马克思主义。杨献珍是他的一名忠实而热心的听众。只要有李汉俊的讲座,他就绝不放过。1991年1月,杨献珍在一封信中曾说到:“李汉俊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大的贡献。大革命时期,我在武汉商业专门学校上学和在商大任教期间,李由上海回到武汉,在武汉几所高等学府讲授唯物史观,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介绍十月革命时,我常去听他讲课,是他的一名热心、忠实的听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我是他的一个学生。”“我听了李汉俊的讲课后,对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影响。”

1931年,杨献珍被敌人逮捕,投入北平草岚子监狱。从当年7月23日入狱到1936年9月23日出狱,时间长达五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杨献珍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一个传奇故事是,狱中党支部买通狱卒从外边买到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就由他翻译后供难友们学习,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了一所特殊的党校。他则成了受人尊敬的老师,被人们赞誉为“囚徒翻译家”。这段历史多有记载,但他到底翻译、教授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往往语焉不详。而在萧岛泉同志的著作中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最为详尽的目录。书中说:“据当年与他一起坐牢的著名作家王玉堂(又名冈夫)的记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就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与民族问题》,以及当时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陶里亚蒂、皮克等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许多文章,总计足有几十、上百万言之多。真可谓是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这个书目中,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不少。尤其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不仅是他们的哲学代表作,而且具有系统阐述的教科书性质。

1936年出狱后,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期间,杨献珍翻译了一本意大利人阿多拉茨基撰写的英文版哲学著作《辩证唯物论》。他之所以在百忙之中翻译这本著作,主要是想为军政训练班的学员们提供一种学习哲学的教材,使大家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掌握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便他们将来在实际工作和复杂的斗争中能够有所遵循。

书稿译出后,杨献珍把它交给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张稼夫,请他设法公开出版。张稼夫把书稿交给太原市一家印刷厂印了1 000册。可惜的是,只拿出100本样书,其余的还没有来得及取出,即毁于日寇飞机的轰炸。这本书杨献珍当时保存了一本,但后来在1942年日寇大扫荡中失落。全国解放后,杨献珍虽然多次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杨献珍曾经完整地翻译过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产生过特殊的社会作用。只是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未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有熟悉他的人认为,杨献珍可以算得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家,只是由于他在理论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成就更大,把他作为翻译家的一面掩盖了。

1938年初,杨献珍被北方局派往决死三总队开办抗日的游击学校。在民大四分校,他成为“十大教官”之一,主讲的课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据书中记载:“杨献珍讲课时,喜欢把学生召集到学校后面的那棵大槐树下,让学生围着大槐树团团坐定后,便开始用他那洪亮、浓重的鄂西北口音向大家阐明哲学思想,讲述革命道理,引导大家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由于他作风正派、待同志真挚诚恳,而又学养深厚,思维敏捷,讲课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不说空话、套话,所以深受学员的拥护和爱戴。”由此可见,杨献珍不但系统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且讲究方法,讲课效果好。

1940年1月,杨献珍被调至中共北方局担任了两年秘书长。但担任秘书长不久,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经请示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彭德怀批准,就将他原来为北方局党校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任务移交给了杨献珍。据介绍,当时杨献珍手头虽有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但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并不熟悉,所以让他讲这门课,应该与他的哲学修养有关。大家知道,《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哲学体系。不管后人怎样评价,当时要能掌握这个体系并做好教学工作,没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难以胜任的。1942年2月,彭德怀决定将杨献珍调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这足以证明,杨献珍不但完成了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好。

从到北方局党校任职开始,杨献珍就长期担任党校的领导工作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任务。读了萧岛泉同志的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杨献珍到党校担负领导工作和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工作以前,他已经相当扎实地打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底。再从杨献珍哲学思想的内容看,他的哲学思想,已经形成为一个很有特点的哲学体系。什么是哲学体系?哲学体系有什么特点和标准?黑格尔说过:“每一原则在一定时间内都曾经是主导原则,当整个世界观皆据此唯一原则来解释时——这就叫做哲学系统。”由此可知,真正的哲学体系的构成有两个要素:首先要有一个主导的原则,同时要有由此原则主导的系统阐述。这个主导的原则是如何产生的呢?黑格尔把它归结为概念自身的推演,这是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列宁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说明:“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

杨献珍的哲学思想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其主导原则是唯物主义。这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这个主导的原则从何而来,却很值得研究。有人认为,杨献珍特别强调唯物论,是受了苏联、特别是日丹诺夫的影响。

我们不想完全否认这种影响。但是从我们过去所能看到的材料看,杨献珍哲学思想的直接来源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影响,特别是我党延安整风以来反对主观主义的传统。应该说,杨献珍的唯物主义理论不是来自哪一个人的理论,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更进一步说,杨献珍对唯物主义的特殊重视,来自他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精神的直接感受。在这一方面,《一代哲人杨献珍》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

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党转发了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的复查报告》,宣布推倒一切强加在杨献珍头上的不实之词,为杨献珍彻底平反。在平反大会上,杨献珍没有讲自己遭受的迫害和冤屈,反而讲了自己犯过的错误。强调了坚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这个人学了一点唯物主义,也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课,但在实践中还是有些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他列举了亲身经历的一些经验教训后说:“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向大家提供一点个人的教训: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接着他又讲到党的教训:“1957年以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为康生、林彪、`四人帮'的上台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条件,所以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今后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杨老在这里既讲了党的教训,也讲了个人的教训。对于党的教训,人们比较容易了解。但对于个人的经历和教训,杨老不可能讲得太详细,别人则不容易详细地了解。而这种教训折射了时代的特点,对杨献珍本人的影响更直接。不了解这一方面,对杨献珍哲学思想的特点便难以有深入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在这里,萧岛泉同志的著述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对有关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

萧岛泉同志是一位在少年时代即加入我地下党的少共党员,早在1956年到中央党校学习时,便直接聆听过杨献珍的教诲,其后曾因为宣传老师的观点而遭受批斗。在杨献珍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作为杨献珍的秘书陪伴左右。他由衷地敬重杨献珍,在工作过程中随时注意积累有关资料。杨献珍去世后,萧岛泉同志虽也步入耄耋之年,且因身患卒中而未尽痊愈,但他始终珍重杨献珍哲学这份珍贵的思想财富。今天,他不惜抱病用其残障之手经过不懈努力把这份财富贡献给了社会,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特点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文章刊发于《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2，作者：毛卫平,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国辩正唯物主义研究会秘书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