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到刘老师的作品大概是在高中，那时候我站在书店里读《威风凛凛》。对于这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一直到今天我也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对它的阐释、它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认可。我大概是在1999年和刘老师成为同事的，我见证了一个庞大、丰富、驳杂的独属于刘醒龙本人的文学体系和文学世界的形成。因为我和刘老师住得比较近，所以我在很多时刻近距离地尤其是在刘老师写作《圣天门口》的过程中，见证了他的荣光分娩，也见证了他写作时的虚弱。终于，当这一部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刘老师作为真正的写作者的胜利和骄傲。
近距离观察了他写作这么多年后，我想对于我个人来讲，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每一个新时期以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刘老师的作品总是能够非常深入这个时代，总是能够记录下当时最丰富、最敏感的那条神经。无论是民办教师的命运，中国乡村社会的制度，以及在每一个时代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与时代共谋，像这样一些重大主题，刘老师都有极为深刻而精确的表现与揭示。
第二，还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话题实际上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刘老师除了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外，我个人觉得从他的《大别山之迷》开始一直到最近的《黄冈密卷》，他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楚国式的文学后裔，所以他的小说一直到今天，实际上还是具备非常典型的楚地式的文化品格。当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他独特的、无法取代的、个人的、湖北式的人格。在他一系列作品里，都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可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明显的美学标志，我个人认为在对他的研究当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
第三，我觉得确实要向刘老师学习他身上这种作为一个作家的“静”。他在写《圣天门口》的时候，我想几乎也是心力交瘁的。在许多和他共度的时刻，我的确感受到了一个作家打他自己个人的一场战争之艰难。可是我们看见，他一直还在对包括小说艺术本体的不断的精进当中。包括最近的《黄冈秘卷》，无论是他的思想深度还是语言方式，或者是他所采取的叙述角度，我觉得都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作家永不倒下、不断地往前精进的一种生命的可能和意志的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湖北文学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里，刘老师——一个能够典型地代表湖北文学高度和宽度的作家，应该说是做出了主要的贡献。
（作者：李修文，摘自《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