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于二月写在异乡，三月随写信人带回家的家书。家书的主人是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援汉医疗队队员赵春光。信是写给父母亲的。信没有寄出，因为它是遗书，书者在战疫一线的武汉，当时想到，要“以防不测，留书一封，以告父母”。

赵春光的信，是一封文笔儒雅、词章精彩、荡气回肠的家书。信中写到：“此役，万余白衣，共赴国难，成功之日，相去不远……”“然情势莫测，若儿成仁，望父母珍重，儿领国命，赴国难，纵死国，亦无憾。”“日后我父饮酒，如有酒花成簇，聚而不散，正是顽劣孩儿，来看我父。我母针织，如有线绳成结，屡理不开，便是孩儿春光，来探我母。”

几天前，读过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为“潇湘家书·抗疫篇”所写的《彰显普通人的高贵与伟大》一文。文中得知，这本家书集，汇集了包括湖南一千多援鄂医疗队员与家人在战疫中写下的家书。

其中有医生妈妈写给留守家中儿子的，有中学生写给奋斗在一线父亲的，有一线儿子写给战疫期间去了天堂的母亲的，有呵护一家老小的妻子写给几个月回不了家的丈夫的。如“小胖子，妈妈好想抱抱你”“妈妈不敢疲惫，因为患者需要我”“君前行，妻安后”，字字句句传递着真情和温暖，积蓄着信心和力量。

我被这些信深深感动的同时，心生困惑。同处于一个移动互联网世界，同在一场全民抗疫战争中，湖南人为什么钟情于写信？读了赵春光家书，结合我的人生体验，隐约找到了答案。

赵春光的故事让我有强烈的代入感。41年前，也是早春二月，在奔赴战火纷飞的南疆之前，我也给父母写过一封信，也是遗书，也没有寄出。那是按当时部队纪律，信写好之后，人随部队悄然南下，信存入后方的包裹里。当年如果光荣了，那封信才会递到父母手中。

如今，身处战疫残酷之地，死亡消息天天不绝于耳，不时听闻医务人员因公殉职的我，能够感受到写信人为了不辱使命，向死而生的家国情怀。大年之际，他们骤然启程，与家人匆匆不能尽语，惟有别后一封家书。

“潇湘家书·抗疫篇”收录的每一封信，自然各有各的动机，但产生写信的理由肯定都是为了这一社会公共事件——抗疫。但是，奔赴湖北及武汉的4万多名白衣战士，多数会是通过手机与后方的家人联系和交流，像湖南有众多人写下书信，恐怕难出其右；其中像赵春光这样把信写得如此情深意切，又文辞优美的，恐怕更少。

“写信不一样……不仅能抒情，更因写信比平时的语言更正式、更庄重、更神圣，往往还把日常生活中难以讲清的严肃话题借以书信方式来表达……书信就成为家庭中传承家风、教育儿女的最佳方式。”

王跃文的这个解读，想必能表达湖南人写信的别样用心。赵春风如果不是以书信方式，他不可能当面或通过微信，来表达出这么意蕴丰富的道理与情感。当然，书信以外其它形式的交流也不乏精彩内容，但到目前为止，惟有书信是最宜于收集、收藏和传承的一个载体。

正如作家莫言所说：“用嘴说出去的话随风飘散，用笔写出来的话永不磨灭。”

我蓦然联想到，家书与湖南有着特别的渊源。

出生于湖南的清末名臣曾国藩，他的家书体现了一生的理想抱负、精神状态和道德修养，其中对兄弟、对子女的教育，成为曾家子孙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我国后世有着深远且广泛的影响。

同样出生于湖南的毛泽东，他的伟大思想和事业，很多就体现他一生的书信中（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毛泽东给岸英、岸青的信，既是领袖的高瞻远瞩，又是父亲的殷殷嘱托，至今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有着深远和积极的示范作用。

湖南人深得先贤家书文化嫡传。

史上圣贤伟人的家书，我的理解，无非是爱，是对亲人最深沉醇厚的爱。家书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爱的重要表达形式。

正如“潇湘家书·抗疫篇”的大标题：你信大爱我信你。赵春光在祖国召唤时能义无反顾、执甲逆行，是因为父亲曾经是祖国蓝天卫士，为他做出过榜样，他奔赴武汉，不过是继续父辈爱祖国爱人民的事业。

父辈的大爱，成为儿女的信仰。赵春光的这份家书保存下来，对于在父母跟前，赵春光尚未成年的两个孩子来说，怎么会不成为他们人生的灯塔呢？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三湘儿女为武汉拼过命，他们还为子孙攒下比金字还要贵重的精神财富。

潇湘家书，汇湘鄂情和万家亲，集英雄主义和民族大义，它属于湖南，也属于中国。它必将深深扎根于华夏大地，凝聚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力前行的磅礴力量，必定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这次历史性的灾难。

（红笔：易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