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约了龙年春节期间再一次与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何红卫一同去丹江口采访调查（去年春节我们绕着丹江口水库调查湖北与河南两市南水北调移民情况），记起过去曾经给何红卫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得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副书记张昌尔、副省长赵斌等领导批示肯定（张昌尔同志批示“爱民红卫同志经常结伴行走农村农户”，赵斌同志用四句诗赞扬红卫记者：一身正气义和胆，两袖清风鼓与呼；情系三农担大责，笔耕大地守良知。），特转发给荆楚著名评论专栏：汉江师范学院红笔网，以感谢农民日报对湖北“三农”工作的倾情宣传，也感谢红卫记者长期以来为湖北农民鼓与呼（写此稿已过去13年，红卫记者仍然坚守在湖北农村宣传前沿阵地上），或能激励更多同仁讲好湖北故事。同时，感谢教育部高校网络教育名师、红笔网创始人胡文江教授前不久刊发我写张欧亚的文章，何红卫、张欧亚都是从十堰走出去的中国名记，包括网红大伽董宇辉，他们都是十堰的骄傲、湖北的骄傲。

【红笔特稿】何红卫：湖北记者一面旗

余爱民

鲜花、绶带、掌声——

2011年11月4日，何红卫作为农民日报唯一代表，参加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颁奖大会，受到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也是他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

我与何红卫同姓一个“农”字，他是农民日报驻湖北站站长，我是湖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的干部。我们因农共事，为农合作，时间较长，我经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在他获奖之际，我想写写他，说说我参与和熟悉的一些事情，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学习他，他是新闻工作者中的优秀代表，是农民喜欢的好记者，堪称湖北记者一面旗。

湖北跨越发展，记者站有特别责任

何红卫在农民日报驻湖北站的岗位上工作14年，写出了1000多篇充满泥土气息的新闻稿件。

作为驻站站长的何红卫始终把坚持正确导向、服务湖北“三农”，当成政治使命和第一职责。他给前来实习的记者们讲：“所谓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方针，就是要大力宣传湖北省委‘三农’方面的重大决策部署，热情反映湖北农村的火热实践，生动展现其发展进步，给湖北农村发展以最有力的舆论支持。”“在人船上望人赢，湖北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记者站有一份特别的责任。”

高尔基有句名言：辨别一个人，不要凭他说的话，而要凭他的工作。何红卫就是那种既把握方向、又脚踏实地工作的“记者头”。远处的不说，单看近阶段，农民日报对湖北的宣传那是“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

2010年10月8日，农民日报新任社长唐园结专程来湖北采访时任省长李鸿忠，在头版头条推出6000多字的通讯《在构建“重要战略支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访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引起很大反响。9个月之后，唐园结社长再次率队来到湖北，参加省委在大冶召开的全省城乡一体化会议，广泛深入采访市县乡村，在2011年8月8日的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推出1万余字的通讯《“重中之重”看湖北》，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又以内参形式将湖北省委考核“三农”工作的办法上报总书记和总理。最近，农民日报领导第三次率领记者团队来湖北，“驻扎”在孝感市，深入地仔细地解剖湖北“三农”经验，准备又一次以长篇通讯形式发出来。——有评论员用“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来形容前两篇文章在全国的影响。我有机会参与了农民日报的几次活动，亲见一些外省记者站站长找何红卫“讨秘方”，红卫总是笑说：“湖北是‘三农’大省，农民日报应该倾斜关心支持。”

湖北省委每有重大“三农”举措，农民日报便有“重磅报道”。仙洪试验区的经验总结通讯《喜看洪湖涌新浪》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评价，批示要求作为省委向中央的汇报材料。鄂州城乡一体化试点、七个山区县脱贫奔小康试点等重大试验都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今年上半年开展的全省“三万”活动报道更加密集，不仅在农民日报上报道，何红卫还利用朋友关系，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和杂志上隆重推出长篇大作《湖北省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纪实：到基层去！到一线去！》。

湖北省委领导每有“三农”活动，农民日报便有生动活泼的反映。2010年5月，时任省长李鸿忠和时任省政府秘书长尹汉宁到武汉市江夏区法泗镇调研农村“留守儿童”，农民日报用重要版面刊发特写《省长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李鸿忠担任省委书记后撰写了长篇署名文章《春节前与农村干部谈谈心》，农民日报第一时间用专版全文发出。全省“三万”活动中，李鸿忠书记深入到“恩施之颠”的宣恩县椿木营乡访民情，王国生省长深入到“血吸虫窝子”的江汉平原湖区作调查，省四大家领导深入乡村走访的情况，都在农民日报上以消息、通讯、言论、图片等多种形式作了报道。主管农业的领导、时任省委常委张昌尔几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日报都给予重头宣传，有一次用的是长篇报道《一位省委常委的“农村情况调查”》，最近一次是全文刊发他的驻村手记《一位省委常委的“驻村民情日记”》，这篇日记得到了回良玉副总理的重要批示。

一大批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先进典型在农民日报重要版面“规模展示、整齐亮相”。头版头条刊发的《武汉市江夏区怡山湾：湖北新农村建设的新样本》，获得罗清泉、杨松、张昌尔、赵斌等省领导批示，时任省委副书记杨松专程到怡山湾考察，武汉市委、市政府在怡山湾召开新农村建设现场会。头版头条刊发的《千家抱团闯渔市——记湖北最大的水产专业合作组织仙桃市泉明水产专业合作总社》刊发后，农业部副部长牛盾等领导亲临考察，全国专业合作社会议隆重推介。头版头条和头版刊发的《现代农业一面旗——湖北春晖集团合作社群调查》（上、中、下三篇），反响更大，春晖模式得到了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高度评价，回良玉副总理也给予了批示肯定。

2010年有个统计数字，《农民日报》刊发记者站采写湖北的稿件160多篇，其中60多篇刊发在头版或其它版头条，我总结农民日报的湖北报道是“四多一大”：头条多，头版多，长篇多，连载多，影响大。

天赋大责，坚守良知

记者是天赋大责的行业，记者的本质是良知。如果记者失去良知，那就像大海中的航船失去方向。有位哲人说过，记者就是领航员，满世界都睡了，但领航船员是不能打啊欠、更不能打瞌睡的。何红卫坚守记者的良知，他的自觉和坚韧让人感动。

还是说故事吧。前些年农民负担普遍重，有的乡村干部作风恶劣，出现了逼死农民的事件。有个县委书记上任三个月“连东南西北都没有摸清楚”，全县就出现了四起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很少有记者去报道这些事，作为驻站记者，何红卫比谁都清楚要多栽花少栽刺，何况这是天大的事情，搞得不好就动了县乡党委书记的帽子，甚至影响到更高层次的领导。偏偏何红卫对这类事情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顽强和执着。何红卫冲破重重阻力深入采访调查，人家县委领导上门求情，拿着沉甸甸的“信封”，何红卫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拿走，你不拿走我甩出去，你再塞进来我便从窗户里甩出去！”就这样，何红卫用自己手中的笔，为那些屈死的农民兄弟鸣冤叫屈，使那些逼死农民的干部受到处理。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只要何记者窗前的灯还亮着，有些违规违纪的干部就睡不着！”

我说何红卫“更有良知”，是他关键时候、关键事件、关键地方总是果敢坚定而很少左顾右盼，不像常人有太多的顾忌，与此同时，他又能严守新闻纪律和道德，从不公权私用和滥用。有位经常和何红卫一起采访的湖北日报记者告诉我“老何的三个坚决”。他说：“有次我们采访，人家送他6000元并答应增订农民日报，唯一要求是请他不给俞书记（时任省委书记）送材料，老何坚决不答应；还有次到一个县里采访一个问题，县领导给去的几家都发了撤发费、撤播费，老何坚决不收；老何曾被采访者关了6个小时，差点被打，但他坚决不屈服。”2002年国庆节，何红卫陪父母回老家荆门市沙洋县某镇探亲，听说该镇领导在秋征中，设卡收粮，户卖村结，甚至教育村组干部“掌握对策”，以应付上级检查等等一些违背税费改革政策、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他当即作出决定，放弃陪父母休假，进行了扎实、深入、艰苦的暗访。有人劝他不要在老家搞批评报道，搞了连亲戚朋友都不好过日子，所谓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他说：“如果只想着亲戚朋友过好日子而以更多人的亲戚朋友不好过日子为代价，那不是我的性格，更不是记者的良知所允许的。”10月13日，他向时任省委副书记邓道坤报送采写的稿件《看某镇如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引起高度重视。邓道坤副书记批示：“这份材料（反映的问题如果属实）是顶风上的典型。法制观念、政策观念、群众观念都没有了，有的是无法无天，无视法纪的恶劣作风，在这些人身上已经没有党性原则、没有人民性，不能代表共产党了。请高度重视，严肃查处，并报结果。”俞正声书记批示：“三令五申，置若罔闻。党纪国法丢在一边，我行我素。如此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荆门市委主要领导接到批示便来到该镇进行暗访，证实了问题的严重性。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被就地免职，沙洋县农村税费改革由此展开全面整改。

谈到良知，何红卫在武汉大学作新闻讲座时很动情地说：“记者是社会的良知，作为一个驻省记者站长，要处理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关系，还有报道、发行、经营等关系，很难、很艰辛，其中的滋味难以言表。我曾采访过几十位因农民负担被逼自杀的农民，他们有的就因为几百、甚至几十元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更多采访的是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农民苦不堪言又状告无门。面对这些死去的农民，面对这些欺诈百姓的行为，我经常扪心自问，我的良知何在？我们的良心何在？我经常为此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人们说记者是社会的良知，但我深知我个人力量的苍白，尤其在目前这个纷繁复杂的多元化社会里，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是多么的任重道远！”

当记者就要敢讲真话

讲真话是记者的职责，敢讲真话是记者最重要的素质。记者不讲真话，社会不知其可，所以有人说，常人作假假一事，干部作假假一方，记者作假假天下。何红卫说：“一个记者能保证终身不说假话很难，关键是重大问题上、重大事情中不要说假话、不要替人和帮人说假话。”“作为农民日报的记者，在事关农民利益上要敢于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的底线是，哪怕一时不能让我讲出真话，但我绝不违心讲假话。”

何红卫最早写过两个名篇，就是通过讲真话而获得的重大成果。

一个是关于董阳的报道。1998年3月，黄石市石灰窑区有个镇六位农民联名写的一份材料《要回董阳这样的好官》，被寄送到湖北省不少新闻单位和有关党政部门。几位农民代表殷切呼唤好官“董阳”，为其鸣冤叫屈，盼他“回来”，而有关领导对他却是不满意，认为他“不称职”，在他刚刚干了11个月、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当口，“平调”他到编制仅两人的区科技局任局长。何红卫得到这份材料，立即决定采访。因为干部群众的看法相反，所以采访极其艰难。何红卫特别注重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也特别重视镇、村干部的说法，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经过一周深入的调查，写出了6000多字的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出，报纸展开“董阳现象”讨论，提出了“为什么老百姓欢迎的干部，上级说他不称职，我们的用人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一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尖锐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等一百多家新闻媒体转载，并发表几百篇关于“董阳现象”的新闻和讨论文章。随后，农民日报又发表了《再说董阳》《董阳妻子说董阳》《董阳：何处是归途》《董阳憾别河口镇》《董阳现象并未完结》等报道。引起朱镕基、胡锦涛、张全景等领导同志关注并给予重要批示。中宣部“新闻阅评”以“农民日报报道‘董阳现象’引起广泛影响”为题，对该报道给予高度评价。农民日报社领导说“何红卫一篇报道奠定了在新闻界的基础，5年内可不写稿。”

一个是关于李昌平的报道。说到李昌平，大家都知道他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最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录了总理对农业部针对“李昌平上书”进行暗访的调查报告批语：“‘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我和李昌平同在一个县工作，当时他当乡镇党委书记，我当县报总编，他所说的事，包括“三真”还有“六如”，其它的乡镇党委书记、县市委书记都知道，但就是没有人敢于“捅破这层纸”（或许有人捅了但没有捅到总理的桌面上）。如同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有李昌平做了那个敢说实话的小孩。而今国人上下都知道敢说实话李昌平，未必知道第一个把李昌平说实话的事写出来的何红卫。就连我当时也只知道是南方周末把李昌平推成了新闻人物，而不知道是农民日报首发何红卫采写的报道。李昌平在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写到：2000年5月19日，《农民日报》记者何红卫冲破荆州、监利方面对我上书中央事情的信息封锁，以《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对我写给总理的信的内容进行了报道。《农民日报》发表编者按，开辟专栏，开展“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农村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何红卫当时敢写、尤其是农民日报当时敢发都是需要胆识和气魄的。正因为有一个党委书记敢说，一个报社记者敢写，一个国家级报纸敢发，如此“三敢”才成就中国现代“三农”的一个人物、一段传奇。从另一个角度讲，何红卫和农民日报在其中的贡献不比李昌平小，如果这件事情将在中国“三农”历史上留下一段，红卫之笔可称“史笔”。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记者讲点真话也不难，难的是长期讲真话，一直讲真话。业内有人说何红卫写董阳和李昌平只是敏锐地抓住了机会，其实，敢讲真话是何红卫的本性和习惯，如同他每天吃饭睡觉一样的平常自然。一个敢字了得，为了讲真话，不怕得罪人，尤其是不怕得罪朋友和领导。何红卫也确实得罪了一些当官的，也吃了不少的“暗亏”，但他“本性不改”。我曾同何红卫多次下乡进村，很多农民兄弟都这样说“老何讲真话，是个真记者！”。何红卫对此感慨良多，他说：“有些人不理解，说我讲真话，搞问题报道，是为了个人出名。错了，舆论监督是为了推动解决党和政府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门大学问，党要求我们不断地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我更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提升讲真话的水平和效应。”

尽心尽力为农民

记者是个苦差事，跑“三农”的记者更苦更累，长期泡在农村的记者更值得我们尊敬。最近全国新闻界正在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何红卫十几年来一直都在田埂上走，在村子里转，在农民的饭桌上写新闻、改稿子，他是一个倾心尽力为农民高歌呐喊的记者。

近年来我们一同推出过三个著名的农民典型。一个是保存十四年负担卡的监利农民，当年他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是租种近两万亩田的大冶农民侯安杰，次年温家宝总理邀他进京听取他对政府工作报告草拟稿的意见。这两个不说了，说说第三个——“一代粮王”湖北南漳县农民刘文豹。何红卫从1999年8月认识刘文豹，便一直跟踪报道，先后于1999年8月11日、2002年4月4日、2004年10月28日三次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湖北“粮王”欲哭无泪》《湖北“粮王”缘何宁夏拓荒》《刘文豹垦荒21年打粮400多万公斤》报道刘文豹的遭遇和拓荒种粮事迹。2008年8月31日，何红卫第三次去宁夏黄河边采访刘文豹，邀我前往，我们就在老刘家的工棚里吃住，过了4天没有洗澡甚至没有洗脚的生活。通过隆重推介，刘文豹当选中央电视台2008年度“三农新闻”人物。后来他到郑州大学等高校演讲，演讲稿就是何红卫和我还有一些朋友共同为他起草的——帮我们培育的农民典型起草发言稿几乎成了我们俩的一件常规工作——不光起草还要听他模拟讲，何红卫更是陪到现场去听。想想，十年来，农民日报连续三个头版头条报道一个农民，这不仅在农民日报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其它中央级大报中更是难得。何红卫十年不离不弃地追踪一个农民报道，一次又一次不远千里万里追踪一个农民采访，他的精神足以“感动中国”。

何红卫为“三农”鼓与呼，热情里面透着冷静，激动中含着思考。2003年8月，他和湖北日报记者胡成在湖北神农架大九湖采访，偶然听说长阳县海拔1700多米的火烧坪乡大规模种植反季节蔬菜，富了农民，但毁了生态。“火烧坪模式”是当地政府多年来树立的一个山区脱贫致富典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对“火烧坪模式”一片赞扬。为客观辨证分析这种现象，何红卫两次深入深山老林采访火烧坪和鄂西一些县市，行程几千公里，于2003年10月31日在《农民日报》头版发表《“火烧坪模式”能走多远》的长篇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书记省长等领导作出重要批示，已开始向鄂西、神农架等地蔓延的“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生态保护”的“高山种菜”之风被紧急叫停。

何红卫把为农民服务和为领导决策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更大范围地扩大新闻效应。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效益衰退一直是困扰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7月，何红卫邀我和省财政厅等相关专家一起进行了一次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题调查。半个月里，走访了7县市20多个乡镇50多个村。2009年10月10日、12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和二版头条连续刊发报道《湖北：“小农水”迎来“第二春”》《任重道远“小农水”》，引起广泛关注。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批示：“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为湖北“三农”问题的解决，出谋献策，做了大量工作。衷心感谢记者站的同志们。”时任省长李鸿忠批示：“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的同志们为湖北的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向同志们表示敬意和衷心感谢。湖北是农业大省，农民日报在湖北作用很大，天地广阔。”后来，人民日报《内参》刊发了这篇调查报告。我们向党中央建议，要在“种田不交税、读书免了费、看病不大贵、养老不用愁”之后，加一句“种田不忧水”，作为惠及全体中国农民的德政工程和民生工程。我们在调查报告的最后“深情呼唤”：让小农水的春天来得更早一些吧！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就是加快水利建设，其中突出的重点就是解决“小农水”问题。单独把水利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这是第一次。

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

何红卫这些年成果丰硕：3篇作品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奖——中国新闻奖，20多篇作品获全国农民报和湖北新闻奖，每年都有几篇报道被中央和省领导批示，1998年获全省抗洪救灾宣传先进个人，1999年9月以全票当选首届“全国农民报系统十佳新闻工作者”之首，1998年至2010年连年荣获《农民日报》“十佳职工”或“十佳新闻采编奖”，报社党委和编委会曾两次下发《关于开展向何红卫同志学习的决定》，今年3月，报社专门举办何红卫先进事迹报告会，再一次号召全社编辑记者向他学习。要知道何红卫并不是新闻的科班生，他读的华中农业大学，学的是农机。一个“拖拉机手”能够写出这么多新闻名篇，因为勤奋，因为刻苦，更因为他把党的新闻事业看得比天还大，比山还重。为了这份事业，他舍弃了太多，包括爱情、亲情，差一点把生命都陪进去了。

说我知道的几件事吧。我跟何红卫年龄差不多，认识他时我的孩子都上高三了，他还在张罗婚事，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二婚”呢。以何红卫的才能位置不至于找不到意中人吧，问他原委他总是说：“没时间”，他的大学同学、包括曾经喜欢过他的女朋友都说他是一个怪人、一个工作狂人，成天想的是采访报道，没时间去想结婚成家。

2009年12月他的母亲突然病逝，在料理丧事中自己又查出患有心脏病。2010年1月5日他住进武汉协和医院等待心脏射频消融手术，医生说手术有风险，不能保证成功。他听后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母亲刚去，父亲中风10多年卧床不起，自己40多岁才结婚，妻子怀孕刚三个月，如果手术失败，他这一家如何是好？想到这，他泪流满面，一边哭着，一边写下遗书。遗书写好，他又忙着处理手头一个稿件《华中农大：一所农业大学的“本分”》，病床上他用手机反复发短信与报社领导和编辑沟通。让这个稿件发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

2010年5月26日上午，他随同时任省长李鸿忠到武汉市江夏区调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突然接到电话说怀孕7个多月的妻子发高烧，他并没有放下工作，而是给一朋友打电话让他帮忙把妻子送医院，活动结束，他直接从江夏赶往机场，到报社专门汇报，直到5月29日稿件见报后才匆匆赶回武汉，妻子在大学教书，知道老公的个性，也没有责怪他。

当年“三万”活动之初，李鸿忠书记委托何红卫做了一件大事，请他调查全省农村政策落实情况。何红卫邀我和我在长江商报工作的女儿余鲁西参与其中一些工作。李鸿忠书记高度肯定这份报告，要求把它作为这次全省“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的“教材”来使用。在这篇文章的后面，何红卫写有这样一段后记，我也把它作为本文的结尾——

2011年春节前后，受新任省委书记李鸿忠委托，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集中20多天时间，组织开展“湖北十县百户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调查”。本次调查时间紧，战线长，任务重，要求高，我们受命后，不敢有丝毫懈怠，随机选择天门、枝江、监利、汉川、老河口、郧县、通山、阳新、浠水、武汉蔡甸、随州曾都等11个县市区、26个乡镇办事处、51个村、133个农户进行调查。为保证调查的相对客观性、真实性，我们没有“打扰”任何一级组织，自找吃住（有时在农民家或在村头小卖部冲方便面吃），“一篙子捅到水底”，直接到村里和田间地头去找农户，面对面向农民提问，查看农民负担监督卡和一本通存折等，不带任何偏见，一切以事实为依据。调查初期，天气突变，大雪纷飞，我被冻成重感冒，加之腿伤，但仍顶风冒雪、一瘸一拐地行走在乡村泥泞路上，其间，我5个多月的儿子生病打针，却无法顾及；1月25日（腊月二十二），我父亲下了病危通知书，妹妹给我发短信：“爸不会说话还很清醒，我说给哥打电话叫他回来，他摇头，意思是你工作忙。”闻讯的朋友发短信劝我赶紧回家，“报党之日长，见父之日短”。作为长子和独子，我含着眼泪坚持把汉川市的农户调查做完，腊月二十三带着五个多月仍患病的儿子匆匆赶回湖北丹江口市医院，腊月二十六父亲走了。腊月二十八处理好父亲后事，腊月二十九继续在老河口市农村调查，正月初二到十三一直在农村调查。经过整理，将一万五千多字的调查报告《政策落实八个问题 干部进村七条建议——农民日报湖北十县百户农民调查报告》报送李鸿忠书记。父亲病逝，临终我未能很好尽孝，也是“自古忠孝难两全”，希望这份调查报告能为湖北农民尽一份农民记者的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