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在第4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摸着两鬓霜发，回望十三年民办教师生涯，心中漫过幸福的海。

我十五岁家贫辍学回乡务农教书，先后在湖北省监利县白螺区联盟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教学点、联盟小学、官薛中学、石桥中学和白螺镇中学任教。其间读完荆州师专函授，获大专文凭，为当时监利县民办教师唯一，因此“特转”为公办教师，后从政至退休。乡村教书十三年，赶上小平同志复出、改革开放启幕，人民公社解体、联产承包推广，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教师从“臭老九”向受人尊重转型的历史时期。乡村教书十三年，是我的工作的起点、事业的开篇、人生的启航。粪土当年万户侯，归来依旧少年心。

“猪圈教室”，蹒跚学步

我是毛主席逝世后回乡教书的，那是1976年9月，中国正处在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启的转折点上。

我们那代人，读书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走“五七道路”，学生参加劳动比上课时间多，虽然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直担任学习委员，但劳动委员在班上更吃香。我在白螺中学读高二，那时候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开学不久，忽有一天，我二姐到学校来，把我的衣服被子一收拾，挑起来就走了。为啥？说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看我家“人多劳少”、父母忠厚，也看我的学习成绩好，要我回去教书。那时候读书看不到希望，有句话很流行“你的父母种田，你就只有回去扶犁拐子”。能让我当老师，那绝对是“祖坟上冒青烟”。

十五岁能当老师吗？现在看来不可能，但那个时代却需要。70年代正是人口出生高峰期，每个生产小队每年要生七八个孩子，大队（村）小学装不下，每个生产小队（村民小组）都办有教学点。我任联盟大队第二生产队教学点老师，教一二两个年级，16个孩子。如同“内外妇儿全科医生”，我是“全科老师”，语文数学体育音乐都是我一人教，还兼着校长教导主任呢，我经常请吹唢呐的盲人汉臣帮我带音乐课。

教室搬了四次。先是第二生产队的“公屋”；后来“公屋”拆了，搬到我叔子家的“堂屋”；再后来学生人数增加了，搬到生产队的“猪屋”，猪早就死光了，一直空着，用石灰水洒了一遍，用作教室；最后余家墩三个生产队教学点合并，搬到更大的用来抽水打米的“机屋”里。

课桌不断变化。先是每个学生各备各的，饭桌啊、茶几啊、春凳啊，高矮宽窄长短不一，红的绿的黑的琳琅满目。凳子都是“马马凳”，俗称“小马扎”。后来生产队“加大教育投资”，专门浇灌了八块长方形的水泥板送给孩子们当课桌，夏天特别舒服，冬天冰凉难受，但能实现教学点上的课桌统一，这是一个突破，远超同行，一跃成为全区装备先进教学点。

课本是统一的。语文学拼音，从“aoe”学起；数学学“三算”，笔算、珠算、口算。我是秋季学期中途接手当老师的，给学生上的第一课是《红小兵热爱党》，字我认得，但拼音不认得，我读书没学过汉语拼音，只好跟着同学们一起从头学起。

两个年级一个班，叫复式班。复式班怎么教呢？动静结合，一年级讲课，二年级做作业，轮到二年级讲课，一年级便做作业。上课下课用铃声提醒，那个铃是农村道士摇的铃，后来换成一块生铁，挂在门前的树上，敲起来声如洪钟，全墩人都听得到。

在乡亲们眼里，当老师光荣。叔子伯伯们都恭敬地称我“爱民老师”，有的还请我到家里吃饭，打荷包蛋我喝，甚至杀鸡子我吃。还有学生家长给老师送礼呢，第一个给我送礼的是成绩最好的学生熊长英的父亲熊传芳，他是乡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他送我一包饼干（用粗纸包着、用细绳扎着的那种），我说什么也不肯收，哪有长辈给晚辈送礼的呢，他说，自古教书先生都受人尊重，孔夫子也收家长的礼呢。

我在家里也享受特殊待遇。我刚开始老想继续读书而不愿教书，父母亲劝我珍惜这个机会，老是拿我的小叔子举例，我的小叔子高中毕业在家种田，大队却没有让他教这个书呢，他后来重返学校发奋苦读考上了大学。为了让我当老师当得体面，家里给我买了件新大衣，我读高中一直穿着一件袖子很短的棉衣呢。别的老师都有手表，父母亲咬咬牙把家里喂养了大半年的肉猪卖了，给我买了块“钻石牌”手表，姐妹兄弟都羡慕呢。

我很看重当老师一年挣50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棒劳力，比我父母挣的工分还高。高工分不是随便给的，我除了全天候教书外，还兼着生产队的出纳，管整个生产队的钱，那时候人民公社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独立结算单位，每月结算公布，年底决算分红，我的责任可大啦；还参加生产劳动，放学了放假了特别是寒暑假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经常是正在上课，突然天上打雷扯闪，外面一声喊“抢雨啦！”我便让学生做作业，飞快地跑到打谷场上帮助乡亲们一起收谷子。我因年纪小个子不大，挑担子与壮劳力不能比，但插秧割谷比一般人都强，耕田耙地十八般农活我样样拿得起。

教学点属于大队小学统一管理。教学点上的老师每天晚上都要到大队小学集体备课，公办教师刘友义是我的指导教师，他给了我教师业务的启蒙。每个学期由大队小学组织教学点统一考试，打分排名，排名在后是要挨批评、受处分，甚至淘汰出局。联盟大队有12个教学点，不少老师是有关系的，书记的公子、会计的侄子、连长的外甥，他们是淘汰不了。我没有关系，父亲连耕牛组长都没当过，只有拼命干，才能保住饭碗。我的“备教辅改考”各方面都走在前列。每有上级教育领导来大队小学考察，总会引到我的教学点上听我讲课，可能是我讲课特有激情，并坚持用普通话教学，尽管我的“散装普通话”不标准。乡亲们很喜欢扛着锄头背着背篓站在窗外门外听我“南腔北调地讲课”，这是我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的强劲动力。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当老师后到处找书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读了好多遍，杂志闲书看了上百本。每天早上背《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背《古文观止》，背《汉语成语小词典》，甚至背《新华字典》。我不是没学过汉语拼音吗？那就赶紧补齐短板，我有一个笨办法，那就是把容易混淆的hu与f、ai与ei、前鼻音与后鼻音等对应的汉字找出来，把相对少的汉字一个个背下来，放寒假全区老师集中培训考试，我的汉语拼音成绩第一。吟诗作对是乡村才子必备本领，我早头夜晚跟着村里老先生学习，经常在村头村尾摇头晃脑平平仄仄地行吟，甚至背着渔鼓到处演唱以提高作诗水平，我们村所有新婚对联都是请我写，每年腊月三十我都要为乡亲们赶写春联而推迟家里吃年饭。我那时能够做到“七步成诗”，代表作有《题杨林山天妃圣母庙》一诗一联：

诗：

一峰雄峙大江边，拍岸惊涛吞九天。

龙匾千钧吐日月，凤檐万丈入云烟。

凭栏仰读岳阳记，回首沉吟黄鹤篇。

壁上挥毫问圣母，本人何日成诗仙。

联：

二十年古庙重修，天妃圣母与民同乐

九万里河山一览，江汉平原唯我独尊。

这副联，至今仍然悬挂在天妃圣母庙门上。

村办小学，教学相长

用心做事总有收获，勤奋工作定能上进。我在生产队教学点上教书三年，得到领导肯定，“提拔”到联盟小学本部教四年级，兼带七年级的地理课，后来兼带英语课。那时候，小学“戴帽子”，五年级上面还有六七年级，可师资缺乏，“河里无鱼虾也贵”“无牛捉到马耕田”，我年轻，就让我上了。

我带地理课出过一次洋相。讲到“鄱阳湖”，读成了“潘阳湖”。没想到被走廊里经过的校长听到了，赶紧把我叫出来，小声告诉我读错了，应读“鄱（婆音）”，我回到讲台，告诉同学们，刚才那个湖，我读的是土话，普通话应读“鄱（婆）阳湖”，惹得隔壁办公的老师哄堂大笑。

要我带英语课，那是个笑话，可那个时代这样的笑话还不少呢。我读书就没开过英语课，学校派我星期六到杨林中学跟着英语老师学一天，然后回来教一周。我现在还记得“娃子优类母”（你叫什么名字）“悦打忽类给”（红旗）这些用汉字标注的读音。请不要笑我，我教出来的那些学生，也有考上清华大学的，也有到美国当科学家的，也有当正厅级领导干部的。

还有一个笑话不能不讲，乡亲们都知道，“爱民讨团子”的故事。那年正月十五开学，下着大雪，校长和主任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爱民老师，你能不能通知学生上学，顺便讨几个米团子来给老师们改善生活。”我答应“好”。米团子是江汉平原农村的一种小吃，年年正月十五家家都要做几十上百个，蒸着吃、烧着吃、烤着吃都好吃。拿什么讨呢，用莲花闹吧，这是家乡逢年过节贺喜送福讨生活的一种民俗。便带上学生余三国（教导主任余梅春的儿子，现在杨林中学当副校长），讨了团子总要人拿啊。我鼓足勇气进了第一家学生的门，开始打起莲花闹，唱将起来：“正月十五下大雪，民办老师好造孽。讨几个团子过个节，不知家长好说不好说！”“好说、好说！”家长热情地端出一脸盆团子，送给我们七八个。我回头找余三国用书包袋子装，哪里还看到余三国的影子，他说他怕丑害羞，莲花闹一响，早躲到屋后去了，我把他揪出来，跟着我。只跑了两三家，书包袋子就装满了，赶紧让他送回学校，通知两个老师带学生跟着我，用背篓和箩筐来装。只用了小半天，通知了两个墩台学生上学，顺便讨了一担多米团子，让老师们吃了个把月。从此，“爱民老师讨团子”，就成了十里八乡的一个笑话和佳话。我那时不仅讨团子有名，还能算八字、摸手相、测字、掐时、玩采莲船、扎花灯，会吹笛子、吹唢呐，能弹月琴、能拉二胡，也参加乡村打马脚、下菩萨、请七姐。乡村文化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乡村文化品种大都学习掌握，与封建迷信无关，与生计生活有关，是民办教师枯燥岁月中的无限乐趣。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安徽小岗村发明的包产到户正在全国推开。湖北动作稍慢，到1982年才开始实行联产承包，我参与小队分田全过程，并且通过抓阄给家里抓到上十亩上好的水田，我一边教书一边协助父母种田。那时人民公社被解散，十几个小公社合并成立了白螺区，联盟大队一分为二，分成了邹码头村和联盟村，一个小学分成了两个小学，我被分到联盟村小学担任五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改革为我铺平教学新路，让我踏上教与学双轮驱动的新征程。

有句话说得好，予我长袖，我必善舞。把小学毕业班交给我，我一下子脱颖而出，头一年考试就是全区第一，并且是语文数学两个全区第一。有趣的是，教语文的是余爱民，教数学的是杨爱民，我们两个爱民同睡一张床，同教一个班，两个爱民一下子全区有名。并且，第二年第三年又是全区第一。全区有七个管理区，每个管理区有七八所小学，还包括区中心小学，我们联盟小学连片中心小学都没排上，但我们像一匹黑马从“百马奔腾”中冲了出来。

还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因会写诗、会讲课，受到区文教助理曾强秦的赏识，说我是千里马，推荐我报考荆州师专首届函授班。带队的老师笑我是“麻雀夹在雁里飞”。因为所有报考的都是监利师范毕业、都是中学老师、都是公办教师，这是门槛，而我什么都不是。人世间唯有信任不能辜负，天底下能遇知音一定报答。我一考即中，全区中文考生第一名、全县唯一录取的民办教师。

荆州师专函授为我打开了“文学大门”，让我系统地了解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我不仅认识了老子、孔子、庄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王国维、梁启超这些大家们，也认识了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莫泊桑、狄更斯、萧伯纳、歌德、席勒、马克·吐温、海明威等国外大咖，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添了学问。函授学习也把我以前多方面的学习和散落在地的知识串联起来了，打通了、链接了、融合了，巩固了、拓展了、升华了。我像乞丐扑在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过年三天我都不下床，就在床上做函授作业，背诗歌散文。我有了更足的底气写文章，我在荆州函授学报上发表文学评论《孤鹜比落花飞得要高——简谈王勃<滕王阁序>名句与瘐信诗句的继承与创新》，这是我当老师以来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是监利县函授学员中第一个在函授学报上发表文章。函授架起了一座文学和文章的天桥，打通了一条成长进步的通道。

“函授真难受，花钱如水流。民办老师苦，卖谷卖黄豆。”没有想到读荆州师专函授这么艰难，时间长，花了五年，对于公办教师来说，开支并不大，可我是民办教师，工资少得可怜，并且年底才发，每次参加面授都得借钱，有次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家里小猪娃卖了才上学。比这更为难的是，我带五年级语文当班主任，还兼着四年级语文，春秋两季每次一周授课根本抽不出时间，校领导以学生为重，把我的学习通知扣压下来，也不告诉我，导致我两次面授旷课，按学籍管理规定，荆州师专直接把我开除了。我得知情况后，十分愤怒，跟校领导大吵一架，甚至扳了一碗。其实我很敬佩校领导的，他是我族里的大哥，我也是少年气盛、血气方刚。我找到县进修学校，请求根据实际情况从宽处理，让我能继续学习。校长罗康臣向荆州师专领导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说明我的艰难处境，反映我的学习优秀，请求给我特殊关怀，终于“感动上帝”，保留我的学籍，让我继续学习。

因为跟校领导闹翻了，闹到村支书那里去了，在联盟小学待不住了。新上任的县进修学校校长郑金章给我致信白螺区教育组，那个伯乐助理曾秦祥给予我特别关怀，决定把我雇请到中学教书，让我得以读完师专函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水被逼到山尽头，无路可走成瀑布。

中学雇请，求新思变

所谓雇请老师，就是区文教组或所在中学出钱雇你当教师，当时整个白螺区七所中学只有我一个雇请老师。我先后被三所中学雇请，先是雇请到官薛中学，一年后雇请到石桥中学，三年后雇请到白螺中学。官薛中学是一个偏远的管理区中学，石桥中学是原区公所所在地初中，白螺中学是白螺镇中心中学，应该是一个比一个好，一级级地往上走。但总体看，都是中学雇请教师，并无二样，真正改变地位的，是最后终于转正成公办教师，拿到当老师的铁饭碗，让民办教师生涯有个花好月圆的大结局。那是后话，说说如何当这个雇请老师的吧。

雇请老师必须吃苦在前、负重在前。当时所有村办小学都是民办教师，偶有一两个公办教师；乡镇和管理区中学都是公办教师，没有民办教师。教育组批准，中学出钱雇你当老师，这是一种待遇，也是一种荣誉。大恩不言谢，撸起袖子干，挑最重的担子，带毕业班语文当班主任。官薛中学没有毕业班，只有初二，那就带初二语文兼班主任，上的第一课是《死海不死》。学校多年没有开音乐课，让我硬着头皮上，当起了音乐教师。石桥中学把我要过去，主要是看中我的教学能力，要我带两个初三班语文，还兼着初二的历史课，并兼任中学团委书记。白螺中学副校长肖述东是我读高中的语文老师，知道我的课讲得好，受校长委托专程来石桥中学请我，要我去他那里教初三一班语文。平心而论，雇请教师在学校地位不高，甚至“低人一等”，但我在三个学校都担当重任，受人尊重，这让我工作生活得堂堂正正。

雇请老师必须争优秀、扛红旗。为什么单单雇请我，因为我是全县唯一的民办教师大学生，算个地方才子吧，也因为我教学敢于创新求变，算个区内名师吧。我得亮几把不一样的刷子给人家看看。我在官薛中学的突破，除了给多年沉闷的教学空气带来一缕新风外，我鼓励学生对外发文章，帮助彭玉平等同学把作文发表在省级报刊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让大家感到惊讶。我在石桥中学创造了一个纪录，全区教师大比武，总决赛在中心中学白螺中学比教，我手持一盆鲜花走上讲台，执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课，夺得第一名，把七所初中特别是中心中学的高手都打败了。后来参加全县教师大比武，区教育组带队的陈双林干事说了一句不一定准确的话：“余爱民此去，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真被他说中了，我在执教语文公开课唐朝边塞诗人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时，讲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京剧“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满天舞，巍巍群山披银妆，好一派北国风光”。我的这种“情景创新式”教学，不被一群“穿中山装”的评委肯定，说我“把语文课上成了音乐课”，直接给了差评，我无怨无悔，谁叫我走得太远了呢。正是因为这次全区比教夺冠，白螺中学请我去，正赶上撤区变乡，白螺区分成白螺镇和柘木乡，白螺中学在白螺镇，为了调我，把我爱人也一同调了进来，夫妻同时被雇请，创造用人佳话。我在白螺中学，主办流霞文学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长诗，在《中国妇女报》发表散文，在《中学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发表很前卫的“电教”文章，教育组领导称赞我“教学独树一帜”“文章独领风骚”。

雇请老师待遇低。谈起工作气宇轩昂，领取工资低声下气。所有老师都是公办教师，都能每月按时领取工资，可我只能等所有老师领完工资后，小心翼翼地问女会计：“我可以领补助吗？”学校住房条件差，雇请老师理所当然更差。我到官薛中学，最早跟管后勤的老同志许志海同床而眠，许老师晚上打鼾比打雷还响，并且他打出的是电视连续剧一样的鼾，有时打得惊心动魄，生怕他一口气转不过来与我有关，经常是蹬一脚救他一命。在白螺中学分得一间低矮的破房，我自嘲地写了一副对联贴上去，惹得众人都来观赏：

上联：诗遇高朋，门缝清风瓦缝月；

下联：酒逢知己，井台老鸭窗台鸡。

横批：快哉乐土。

雇请老师更能交到真朋友。俗话说，贫贱之交是真友，患难之交是挚友。交的第一个朋友是万程，官薛中学副校长，是他亲自到我家接我上班。他后来被破格提拔当了白螺镇教育组长，一如前任组长一样对我特别关心，我的父亲突然去世，无钱办丧事，第一个想到去找他借钱。乡镇分家，是他把我和爱人一起雇请到白螺镇，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几十年至今未变。杨汉清、彭训清是我在官薛中学的同事，他俩主动送我到石桥中学上班，那时候也没有小车，他们骑两辆自行车，一辆驮被子衣服，一辆后面驮箱子，我没地方坐，只好坐在自行车前面车架上，像玩杂技一样，一路顶风冒雨，骑行三十余里。你见过这样的送行吗，是多难堪，还是多奇葩？走过白螺大街，路人争相观看，我在斜风细雨的车架上向熟悉的朋友笑着打招呼，这是我永远珍视的友情镜头。我在石桥中学教书期间，突闻父亲去世，手上没钱，朱源长老师、王周全老同学伸手给我支持；我的初三一班全体同学，自发集体请假，在班长带领下，浩浩荡荡骑车赶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很多同学把吃饭买菜的钱捐出来，此情一生难忘。

雇请老师更有获得感。人在低处容易找到获得感，即使相同待遇也让我有不同感觉。比如，1985年9月10日定过第一个教师节。石桥中学给每个公办老师发了一套西服，也给我这个雇请老师发了一套西服，灰色的，穿上去合身得体，佩个红领带，特别精神特别爽，我此前没有穿过西服，穿上后小半年不肯脱下来。感谢党的关怀，让教师有了自己的节日，不再是过去“挨批受斗戴高帽子游行”的“臭老九”，我就见过我的老师李德鸿、彭庆科上课的时候被拉出去批斗，而现在教师这个行业越来越受社会尊重。老师们都很高兴，我比大家更多了一份感激，感激学校领导的平等待人，每逢教师节，我都会为这件西服温暖和感动，都会从心底里涌出感恩的浪花。中学雇请六年，除了获得荆州师专函授文凭外，还有四大收获，一是娶媳妇，二是怀宝宝，三是爱人读师范，四是本人转公办。

“人前羞说情和爱，拜托朋友去做媒。挥笔敢题大江句，低头怕上梳妆台。”我以“前度卓婿又重来”的豪情，给柘木片教育书记写了一首“求做媒诗”，书记在会上念给全片学校校长，没过几天就有美女拿了诗前来赴约。那天傍晚我正在河边吹笛，同事艾年生和爱人李乐意引着同学夏红桂女士来找我，一看很漂亮，阳光明媚，长发及腰，一介绍很般配，简直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雇请老师，我是中学雇请老师，她是高中毕业生，我是高中肄业生，她是62年的剩女，我是61年的剩男，一见钟情，一拍即合，抢抓机遇，速战速决，翻过年便举行结婚典礼，学校安排一辆汽车帮我接亲，我安排一辆手扶拖拉机拉嫁妆，夏红桂就成了我的爱人。

我看中夏红桂向上进取的精神和学习进步的能力，她能跟我“齐步走”而不是靠我“拽着走”，我的马力太小“拽”不动。果然婚后不久，夏红桂以全县第五名的好成绩考取监利师范（民师班），在校期间担任《民师报》编辑，上学那会正怀着小宝宝呢，她是带着孩子读完监利师范的，我经常请假带着孩子去“陪读”，爱人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办教师，她靠自己的能力解决“民转公”的根本性问题。

说起来我也报考过监利师范，没考取，但有趣。那年我还在联盟小学任教，监利师范首届招收民办教师，白螺区为了确保整体考试不落后，先举行初考，遴选优秀教师集中到柘木中学培训。我的语文是强项，数学是跛腿。考数学时，很快把前面的填空选择题做完了，后面几道大题想破脑壳也做不出来，只好放弃。交卷时间尚早，写诗的瘾发了，随手在试卷后面写了一首七言诗：

五年未沾数学边，考卷问我问天。

红颜本有放翁志，黑墨却无晁错篇。

春夏二十流水去，人生一度白云现。

男儿策马从头起，日夜兼程赶状元。

数学组改卷老师觉得这很新奇，便推荐给语文组改卷老师，语文组有个在柘木中学教高三语文的何翼翔老师，喜欢诗，一见大喜，抄下来带给全班同学欣赏，一下子就在整个柘木中学不胫而走，特别是那句“考卷问我我问天”成为同学们喜欢的“名句”。我那次以较好成绩被录取到柘木中学参加培训，一进校门便被同学们指认围观。我的数学成绩通过培训提升较快，正式考试考了60多分，可语文出了事故，作文写得太长，没刹住车，试卷上两千字的格子根本装不下，只好写在草稿纸上，写完后自鸣得意地在最后加了一句话“不求两门取监师，但望一页飘琴台”，实指望文章遇到知音的，谁知道考场结束铃声响起，眼睁睁地看着监考老师将我的“作文草稿纸”直接收进了废纸袋，找他理论，他说这是考试规定，草稿纸不能随试卷上交。可怜文章未能飘琴台却收进了麻袋。那年监利师范考分录取线140分，我只考了138.5分，还差1.5分，阴差阳错，失之交臂！看着爱人能以前五名的高分考上监利师范，我却连录取线都够不着，说明我的综合实力远不及爱人。

那个时候，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农村中小学师资提高，给民办教师两条出路，一是考师范，二是直接“民转公”。我是直接“民转公”的，其实“民转公”除了师德、能力、教龄等硬件符合外，还要通过考试这一关，而我走了一条稍特殊的路，那就是我拿到了荆州师专函授毕业证，全县民师唯一，凭此直接转正，后来听说是县教委专门为我开了一扇门，以“闲散科技人员”的名义给我转正的。这让我想起唐玄宗下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把持，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还被说成“野无遗贤”。想我不过是“通一艺者”的“闲散”人才，也能享受党的阳光雨露，最后解决“民转公”的大难题。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千知音，万知音，党和人民最知音！

依依惜别，深情回望

我是在十三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两个月转正的，转正后立马走向了行政。说来又是一个故事。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长诗《老师，我们应该去哪里》，反映初中毕业生艰难困苦的学习状态。没想到，这让我成为全国学生的“网红老师”，各地学子包括解放军战士纷纷来信夸奖我是“说实话的老师”，是“学生的代言人”。有个长沙的学生坐长途车转轮渡到白螺中学请余老师当面指点迷津，校长告诉他“快回去吧，余老师正在迷津中呢！”原来大事不好，县教委领导看了那首诗，很恼火，说是严重损害了全县素质教育形象，镇教育组和学校领导逼着我写检讨。我是个犟脾气，打死我也不写这个检讨，后来要我写说明，我开篇就写：“真是滑稽，想不到登一首诗还要附一个说明，要说明就说明，余爱民没有什么不可以明说的！”没想到的是，坏事很快逆转成好事，白螺中学校长被提拔任白螺镇党委委员、党办主任，他手下缺得力的笔杆子，特别是缺对外宣传的新闻写手，一想到余爱民能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诗，直接把我抽调过去当党办秘书，那是1989年。我无以为谢，别人建议我送点烟酒，我想了想，我因诗给他惹了麻烦，又因诗被他看中，不如送他一首诗：

中原逐鹿夸诗酒，万里归来逢国手。

会须一饮三百杯，河干海枯龙发抖。

羡君弦上二泉月，怕君球场一声吼。

感君情义千斤重，报君敢挑九百九。

我从此离开珍爱如生命的讲台、离开热爱如孩子的学生，离开晨昏相守十三年的学校，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前途未知的新领域，那里有什么等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是“黄鹤一去不复返”，还是“直挂风帆济沧海”，还是“田园将芜胡不归”，我都不知道。

去白螺镇党办上班的头几天晚上，我披着月色一遍遍徘徊在校园的操场上，如同当年不想教书想读书一样，我刚刚转正真不想去行政而愿意好好享受当公办教师的快乐，可组织安排必须执行，机会来了也不能失去啊！我考虑最多的是，我有什么？我能干什么？我不能干什么？我会干成什么？

我有个底线，也是我的底气。当老师是我的最爱，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重回讲台我无怨无悔并且满心欢喜。我能够从民办教师转正成公办教师，拿到铁饭碗，专心教书育人，工资收入稳定，风吹不着、雨淋不湿，此心足矣，夫复何求！

我有些基础，也是我的本钱。我不再是那个十四、五岁懵懂教书的少年，我有了工作十三年的经历资历，有了搞事拼得命、吃得苦中苦的精神，有了不怕开荒打草、敢下深水捉鱼的勇气，有了不服输、不信邪、不怕鬼的豪情，也有会说会写会做的基础能力。

我是不是也有几个基本原则呢？我尊敬领导，但决不会畏惧领导，我要求进步，但决不会做“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事情，书生傲骨和知识分子本色永远与我同在！我追求幸福生活，但决不会贪污受贿，我是一无所有地走过来，也将一无所有地走到头，我无数次站在讲台上抨击贪官污吏，我也不会让别人戳我脊梁骨！我会讲会写，但我决不会讲假话，更不会昧着良心编瞎话，我当努力地为教师说话，为乡亲们办事，为农民群众鼓与呼！

我对自己也有个评估，我会把工作做得出色，把文章写得出彩，但我不一定能把关系玩得很转、把干部当得很溜，假如我能往前走，我也当不了什么官，成不了什么气候。只要不躺平，永远都有获得感；只要不贪心，永远都有幸福感！

想起李白出发前写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提起笔在白螺中学破旧的墙壁上写下一首“咏瀑布”的诗：我从天上来，岂肯山中埋。壮志怀千里，任凭跌万回。

对照出发前月光下的思考，回望三十余年风雨兼程行政路，我可以自豪地回答，守住了底线，刷新了高度。我在白螺镇工作期间，兼任团委书记，团组织被评为湖北省十面红旗团委，个人出席共青团全国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坐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后来借调到荆州团地委负责宣传工作，立志“把文章的红旗插遍全中国”，与同事们一道推出了上十个国家级先进典型。任监利报总编辑，独家采写和参与编辑的两位英烈，被写进江泽民同志九八抗洪救灾总结表彰大会讲话，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深入调查研究，10篇调查报告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肯定，多篇成果转化为省委决策政策。被俞书记关心提拔到省委政研室工作，先后服务五任省委书记文稿，有两百多篇调研报告获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省部级领导批示肯定。或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一点贡献，特别是为农民群众办成一些实事好事。“六十退休尚年轻，挎包一背上北京”，这两年受聘北京相关机构，指导完成三十余篇内参报告得到上级领导批示肯定。“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从白螺中学走出来，走过乡、县、市、省，走到北京，可以说做到了不忘教师初心，牢记爱民使命，倘有一点成绩，都归功于党组织培养和领导们赏识，都因为十三年教师底子打得好，我做了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做的事情，至少没有给老师丢脸。

从教师队伍走出来，我也时常回到讲台。我先后被聘为华中农业大学兼职教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外导师，长期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处干班授课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宁夏大学等几十所高校讲课，在全国30多个省区市讲课，在国家部委和多家省委机关讲课，给中央党校办公厅和多家省委党校讲过课，我的老师身份似乎一直没变，并且得到提高升级。过去在“一镇五校”讲课，现在全国各地讲课；过去讲给小学初中生听，现在讲给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和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听；过去在“猪圈教室”讲，现在在铺满红地毯的大礼堂讲，乃至在人民大会堂讲。其实，到哪里讲的感觉都一样，老余本色是教师，只要开讲，我便陶醉，陶醉在当老师的感觉里。当老师真好，当老师真幸福，当老师真快乐。我把这“老师三真”的感觉写在前不久为一位老师出书的序言里——

我喜欢当老师，也喜欢老师，我爱人就是老师。我以为当老师有“四乐”：

一乐在台下。老师在台上，学生在台下。台下是天真可爱的脸，是求知若渴的眼，是鲜活灵动的嘴，是青春飞扬的面孔，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你朝台下一看，你就美了乐了醉了！

二乐在灯下。老师是光荣的，也是辛苦的。当老师的辛苦多在夜里，天地俱寂，一灯闪烁，世界都睡了，老师还在工作，在一本本地改作业，在一页页地写教案，在一个个地想学生问题，在一篇篇地写教学体会。辛苦也在早上，我记得当年教初三毕业班，每早5点闹铃一响，把灯拉亮起床，摸黑赶往学校，路上只有扫地的清洁工，远处可听到杀猪的叫声，那时的印象，教书的、扫地的、杀猪的起得最早。所有当老师的，都是这样一早早地起，一夜夜地熬，一年年地守，便白了头、花了眼、驼了背、弯了腰，累并快乐着。

三乐在楼下。楼下是校园，教室里书声琅琅，操场上喊声阵阵，树林里鸟声唧唧，下课了人声鼎沸，开饭了众声喧哗，放学了时闻琴声笛声悠扬，放假了细听落叶落花无声，这就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校园。没有闹市长街的繁华，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没有前呼后拥的俗气，没有等级森严的官阶，结庐在人境，身心俱舒畅。

四乐在天下。最乐桃李满天下。看着自己的学生考上高校、走进军营、留守乡村、支援边疆、走出国门，是多么高兴。总有一些学生当上科学家、当上企业家、当上大领导，得了大奖、成了名人、做了突出贡献，更是无限欣慰。只要学生们成人了、成才了、成功了，老师都喜欢。每年逢年过节，收到五湖四海、天涯海角寄来的明信片、发来的短信、打来的越洋电话，这份天下之乐，无与伦比！

离开才觉美好，失去更知珍贵，我为当过十三年乡村教师感到骄傲。中华民族有两个传统职业最为人尊重，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老师医愚，医生治病。新时代赋予人民教师崇高地位和神圣使命，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号角，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发文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人民教师受到党和国家特别重视和关怀，也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这让我心潮澎湃、激情洋溢，恨不得手捧鲜花重回讲台再执教鞭，老夫聊发少年狂，敢与后生比一场！如果人生真能重来，我愿当一辈子老师，再不“中途改嫁”。

（作者：余爱民，系湖北省委政研室原一级调研员，湖北省政研会调研部长，华中农业大学兼职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外导师，现居北京。本文写在2024年9月7日星期六北京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