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辛亥革命”遗迹随笔

伴随着季节更替的步伐，不知不觉中已进入了初夏时节。在这个最能够体现蓬勃生机的季节里，你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她是那样的多姿多彩，绚丽浪漫，欣欣向荣，总能让过来人耿耿于怀，心存念想，使本已渐渐平静的心再生涟漪。此时此刻，无论你漫步在武汉三镇的何处，都能见到那枝繁叶茂的、如火焰般热烈的、石榴花的身影。

在我们的文化中，不管石榴花有着怎样美好、吉祥的寓意，相对于武汉这片英雄的土地来说，都会显得那样的词穷意短，在我的感性认知里，就是如此！在花儿的世界里，并非只对石榴花情有独钟，但只因武汉这片曾被英雄的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那盛开的石榴花在我的潜意识里，有着非常的意义，就如同英雄的化身，更是她铁血精神的象征！发生在113年前的1911年10月10日的、旨在推翻腐朽愚昧、封建专制的清朝王朝的“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这件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铸就了英雄的武汉城市文化，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

沿中山路南端的十字路口右拐，便驶上了津水路，前行差不多300米处，就是首义路的南入口了。此刻，映入你眼帘的是一段高大的城墙，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由市政府出资于1981年四月动工修建，按照武昌老城的原貌修复完成的。路口拐角处，正是梅家山，是老城的正南端：山上筑有一一丈多高的用汉白玉砌成的露台，台的中央建有一亭，名曰“封建亭”。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为兑现允诺，分封第六子朱桢为楚王，11年后正式新藩。每当朱桢想念其父皇的时候，就会登上此台，朝着京城的方向眺望，以解思念之情。所以，此处又被称为“楚望台”，现已被国家文旅局授予4A级景区。

穿过城墙那高大的圆形拱门，就进入了首义路。在路的右侧，你能见到一块斜坡式的小广场，广场后面就是著名的“起义门”，它的原名叫“中和门”，是老武昌城的十个城门之一，首义成功后改为现名，“起义门”三个钢筋铁骨的门额大字，由叶剑英元帅于八一年城墙修复时亲笔题写。雄伟的城门楼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之下，显得无比的庄重、威武霸气；广场的左侧建有“风雨长廊”，长廊是沿着楚望台的西北边缘蜿蜒而上修建的，后径直朝东与“碑林长廊”相连接，碑林长廊的地址就是昔日清廷新军的军械库遗扯，也正是这个原因，成为了起义军首先夺取的目标，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当时义军的临时指挥场所；碑林长廊与城墙之间的二级小台地，周围立有许多的与辛亥革命有直接关联的、历史性人物的笔墨遗迹雕刻而成的各形石碑：比如有孙中山先生的、阳夏保卫战中的黄兴、宋教仁和被义军推举为督都的、且双手还沾着义军鲜血的黎元洪等等。

沿着城墙的甬道，很快就到了城门楼。在城楼的西北侧，一眼就看到了昔日义军的炮队，其炮口依然地指向着曾经的都督府和八镇司令部。登上城楼，凭栏远眺，思绪仿佛像那涌动的潮水一样在胸中激荡，似乎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血雨腥风的、漆黑雨夜里惨烈的场景；在这个雨夜里，甚至连空气中的桂花香气，都感受到了惊悚与焦躁不安的恐慌……是啊，自清朝1644年入关以来的196年里，特别是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的71年里，汉民族同时遭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朝朝廷的双重奴役和压迫。这些曾经的民族痛点和辛酸与血泪交织的历史，在今天，还有多少同胞知晓？还有多少同胞能铭记呢？

位于蛇山南坡的“鄂军都督府”，原是清末湖北“谘议局”办公楼，这是一座漂亮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其外墙是用清一色的红砖砌成的，所以老武汉人俗称它为“红房子”。首义成功的第二天，就是在这座红房子的大厅里，签发了历史上第一张宣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死亡的布告：即《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从这份一百多年前颁布的“布告”中，我们能从其字里行间解读出哪些有意义的历史信息呢？首先，被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但民风彪悍的少数民族长期残酷、野蛮的统治和压迫，将汉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绝境。其二，从“五胡乱华”算起，汉民族有过三次的被少数民族统治的经历，那么汉民族的血性去了哪里？又是否与我们文化中的某种价值取向有关联？这些问题，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去认真思考的！

顺着两旁长满植被的蜿蜒向上的水泥台阶，没一会儿的功夫，就登上了位于蛇山之巅的“首义炮台”。此时正是中午时分，阳光毫不吝啬地倾泻而下，洒满了我的身体，汗水侵湿了我的衣衫；当你站在炮台边的瞭望台上时，视野变得特别的开阔，可将整个武汉三镇的轮廓收入眼底。当远眺的目光落在了汉口方向的“江汉关”时，它勾起了我童年时的许多记忆：我出生在汉口利济南路107号，并在此度过了我的童年，是听着江汉关的洋钟声长大的。因为距离的原因，在白天里是听不到钟声的，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才能听到；若是在冬季的时候，能够遇上刮东北风的日子里，那钟声就会顺着汉水逆水而上传来，此时不仅钟声大，且听起来还特别的清脆。在儿时的记忆里，大约是在1967年的年初吧，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听到过那洋钟声了，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才又听到了那钟声，但已不再是原来的那种了，而是被“东方红”的钟乐声给取代了。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听班主任王玉枝老师讲，这钟声是由上海钟表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经过半年时间的技术攻关调试成功的，是献给九大的礼物。不知是什么缘故，儿时特别地爱听东方红的钟声，总让人有种莫名激动的感觉，倍感亲切；那时瞌睡也特别大，但即使熬夜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的难受，那也是非要熬到听到东方红的钟声不可的，哪怕是冒着被外婆揍一顿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汉口“江汉关”，一个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代名词，它不应该在今天人们的认知中有那样光鲜的感觉，它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痛楚和辛酸，所以在“文革”开始时，就被当时的政府更名为“武汉关”。武汉因为其所处的独有的地理位置优势，被外国列强称之为“东方芝加哥”。试问，在美国的芝加哥城，它的海关是由大清国把控的吗？大清国在芝加哥强设有一寸的租界吗？可是在汉口地界，却有六国的租界！汉口旧租界位于江岸区中山大道至沿江大道之间的大片区域，那时域内随处可见的“华人如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可如今的人们却趋之若鹜，把它当成了一种时尚打卡之地，真是让人无语，有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叹和无奈！改革开放的初期，武汉关恢复了它原有的名字“江汉关”，后来连洋钟的乐声也复原了！

紧挨阅马场前，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路，叫“彭刘杨”路，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三位在起义的前夜牺牲的英雄而设立的，并且还在阅马场的西南角上，立有这三位英雄的巨型红色砂石雕像，以铭记他们的精神！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英雄。然而，那许许多多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无名英雄，他们同样值得后人的敬仰和仰望，他们没有喊高大上的口号，也没有所谓远大的理想，心中却只有简单而朴实的信念，那就是“打满人，杀挞子，夺回该属于汉人的权利”。

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季节里，汗水是一种幸福的展示；继承和发扬先辈的精神，是我们的责任。在探访和拜谒分散于武汉三镇的四处首义烈士陵园的过程中，对于辛亥革命意义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这是一场由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是一场唤醒民众的民主、民权思想的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值得警醒的是：近代以来，国人在列强的枪炮声中逐渐地失去了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的自信心，重构文化自信，任重而道远！

风卷残叶秋已去，寒地飞雪孕新枝。

（作者：耕耘春天  写于2024年5月武汉仙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