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找茬”大学英语教材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无意间发现一本大学英语教材的错误,使得他开始了历时两年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找茬”历程。通过查阅100多本教材和资料,他撰写了一份近30页的《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直谏教育部、中纪委。(11月18日《京华时报》)
大学教材出现细小差错是可容忍的,但是出现教学知识点上的错误却是不可接受的,更不要说这些教材还多少带有官方权威质量保证的色彩。为师者“误人子弟”本已是严重的师德问题,由于缺乏责任心而导致持续误人而未能自察自明更是不可推卸的错上加错。
施兵老师以个人身份为大学英语教材找茬的事例说明教材错误的发现其实并不难。他作为外语专业教师,在图书馆看书时就偶然发现了大学英语教材的错误。相信作为教材的编审者、教材使用者乃至学生们也都是可以发现教材错误的。关键在于,他以“教材是起示范作用的,必须非常规范”,“大学应该是一个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地方,必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的理想主义师德信念,没有如通常人和明明应当第一时负审查、纠错责任的人那样选择沉默或忽视,而是历时两年最终有针对性、系统性地“找茬”各大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教材,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书面反映。
可是,理想主义通常只能存在于不期而遇的偶然中。大学教材内容错误现象得以长期存在而且还大量蔓延至官方所谓规划、推荐、改革试点教材中,这既是教育界的耻辱,也说明现实中理想主义者难寻。
现在,施兵老师给教材“挑错”了。我们想问,作为教材编写的相关教育管理部门、编审人员、使用教师是否也应给自己挑错,又将以什么方式来罚错呢? 新闻中,我们看不到行政部门对自身管理制度问题导致所谓规划、试点教材长期误人子弟的反思与纠错方案,也看不到对教材编审相关责任人员的曝光与责任追究,看不到其要主动担负起对市场化教材编审监督责任的应有态度,对广大使用教材的学生、老师的诚挚歉意,以及提出加强明确出版要求后应有的杜绝漏洞的严密措施。
而相关出版社也积极配合地回函表示对协查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对查证属实的问题,采取措施进行更正或将在教材的修订改版过程中更正,并保证将严格按照教材出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狠抓出版物质量。从中,我们同样看不到他们对责任人的处理,对错误教材的召回,对使用者的道歉,对指错者的褒奖,保证教材质量的具体举措。
相反,还有业内人称“细小错误不能说明水平差”,“欧美出版的教材也很难保证丝毫没有错误”。确实,能够编审大学教材的人哪个是水平差的?人非圣贤又孰能无过?但是,相信施兵老师既然选择持续找茬并且书面向教育与纪检部门反映教材问题,他其实要曝光或戳破的问题是部分教育工作者在拜金主义腐蚀下正逐渐沦丧的职业道德水平所导致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欧美教材虽不能保证无错,但却保证了错误的及时被发现。釜底未能抽薪,现实条件下其实也无法根本抽薪,出版社这种原地踏步般的“保证守法”态度表与“亡羊补牢”式的纠错法,当然是远远不足以切实保障教材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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