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的文章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我们希望通过对一位著名学者的代表作品进行麻雀解剖，反思每一个人自身的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之后，有关高等教育“除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教育界似乎找不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使自己既安身立命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又使社会公众及高校师生们满意。接二连三的高校教师抄袭案见诸报端，一些高校为了使本校学术腐败不曝光于世，不惜采取各种措施来打压举报的教授。这两天学界反响较大的新闻事件一是16个单位25人6轮抄袭形成的“连环抄袭案”，二是清华大学著名学者汪晖被曝博士论文抄袭。前种抄袭低端、低级，连小学生都能看得出来，而汪晖先生的“抄袭”却被学界认为是有技术含量的学术失当。但从王彬彬先生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文章看，汪晖先生因引文失范而造成的问题，与学术伦理、科研泡沫亦有关联。
北大教授钱理群对记者说，汪晖的专著总体观点是立得住的，只是套用别人观点时出了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汪晖先生专著存在剽窃，那么引发的问题可能是法律层面，甚至可能因此而失去教授任职资格；而如果是“套用失当”，问题则是学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本人自省反思，并修改原著，澄清事实。汪晖本人在国外，他认为这件事由学界去公论，将自己置身事外，这种态度是不妥的，因为他是事件的主角，一些明显的硬伤只有他自己可以疗救。王彬彬先生在《南方周末》（3月24日）撰文，标题所言是汪晖先生的学风问题，其一是行文多艰涩，甚至文理不通，其二就是贪他人之文，或拼贴或无注转述或不加掩饰地使用。
钱理群先生看到的是汪晖先生专著的整体架构，如果整体架构有新意，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及脉络，那么，王彬彬先生指出的问题就是枝节问题。但问题是，正如大树离不开树干，大树同样离不开枝枝节节。正是这些枝节，使专著锦上添花，使大树枝繁叶茂充满生机。学术文字艰涩，或是学者面对问题无法用普通语言表述造成的，我们在各个时代哲学家著作中都能看到，另外的原因就是学者自己还没有弄明白，在组合他人思想时辞不达意造成。汪晖先生的艰涩属于哪种，他自己可能更清楚。而从王彬彬摘录汪晖的博士论文与李泽厚专著中的文字对比看，尽管没有窃人树干，但窃花贪叶的情节还是明显的。令人吊诡的是，鲁迅先生的文章多简洁短悍，现在研究鲁迅的专著，似乎不洋洋洒洒出三四十万言无法说清自己学术观点，一篇博士论文，清晰明白地表明观点，理清脉络，按照一般的论文十万字的要求，也许就用不着铺垫那么多他人的枝叶，这样的论文在我看来，也属于注水一类，希望凑足分量，用庞大的文字规模，来构筑自己学术大厦。可惜，外行看规模，内行看细节，细节的漏洞才是致命的，别人一指一点，注水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近30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过程既是学习过程，也是重建过程，大量的问题都潜藏在专著与论文之中，我们要在宽容的前提下严格自律，重建中国学术制度与学术伦理精神。所以，王彬彬的文章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我们希望通过对一位著名学者的代表作品进行麻雀解剖，反思每一个人自身的问题，以及教育与科研的价值取向。
当代教育机构与学术科研机构的行政化，学术成果的量化，都在根子上对学术研究泡沫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作用。正如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先生所言，对于中国内地近几年连续在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和官员中出现学术造假、论文抄袭、花钱买学位等学术腐败问题，中国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术腐败问题处理是“零作为”。为什么零作为呢？因为他们是行政机构，并不是学术自治机构，所以只能以量论文，只会通过职称职务来引导教育工作者“进步”，而更多的学者教授也附庸这种异化之道来炮制论文，以“厚而重”的学术“砖著”，博取社会功名利禄。对于教育的异化与科研的泡沫化，社会需要的是从根子上进行制度改革与规则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