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村民卢丽因拒绝预存200元水费状告供水公司，这看似是一起普通的供用水合同纠纷，实则折射出公共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规则模糊地带。在智能水表推广的背景下，这场争议的核心早已超越个案本身——当技术升级与商业规则交织，当企业惯例与用户权益碰撞，究竟该以何种标准界定公共服务的边界？这一追问不仅关乎千万用水户的切身利益，更触及垄断行业改革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层命题。（6月15日澎湃新闻）
智能水表的技术优势本无可厚非。从人工抄表到远程计量的转变，确实能提升供水管理效率，也为用户提供了缴费便利。但技术进步的善意一旦被附加不合理条件，便可能异化为权力的滥用。本案中，供水公司以“免费更换”为由，要求村民预存两倍于年均用水量的费用，更以“不预存就拆旧表”的方式施加压力，这种将服务升级与强制消费捆绑的做法，本质上是利用垄断地位对用户选择权的剥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用户因水表号错误申请停用水阀后，账户仍在持续扣费，判决生效后企业也未及时整改——这种管理漏洞背后，暴露出公共服务主体对用户权益的漠视，更凸显了权力失衡下的规则失灵。
争议的焦点在于预存水费的合法性。供水公司援引《山东省农村供水条例》中的“水费计提”条款作为抗辩理由，法院亦以“符合条例精神”驳回用户诉求，但这种解释显然存在对法条的误读。从立法本意来看，条例中“水费计提”的规范对象是供水单位，要求企业从已收取的水费中提取资金用于设施维护，而非赋予其向用户超额预收费用的权力。这种将企业运营成本转嫁为用户义务的逻辑，不仅混淆了“计提”作为会计术语的本质内涵，更忽视了公共服务应以公平自愿为前提的基本原则。
更深层地看，当国有控股的供水企业以“政策依据”为由强制预存，实则是将行政资源与市场权力混为一谈，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专项整治的“预付费用强制收取”现象，在八年后的农村地区以新形式重现，这本身就值得监管层警惕。
这起案件的社会价值，远超个案的胜负结果。在公用事业领域，用户长期处于“惯例即合理”的被动接受状态，企业往往以“行业习惯”为由固化利益格局。卢丽的较真，恰恰打破了这种“理所当然”的思维惯性：当供水公司将“预存率达80%才安装”作为推进标准时，当村民因“担心断水”被迫预存时，所谓“惯例”早已偏离法治轨道。这种对既有规则的质疑，本质上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体现，更是推动公共服务法治化的必要张力。对企业而言，智慧水务的核心应是服务升级而非管理强权，若以技术之名行强制之实，只会消解公众信任；对监管而言，需厘清“政策支持”与“商业行为”的边界，避免条例精神被异化为利益输送的工具。
在8万户村民已完成预存的背景下，卢丽的坚持或许显得有些孤独，但这种对“不合理惯例”的较真，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公共服务的本质是保障民生，其任何改革都应建立在尊重用户权益的基础上。更换水表是否需要预存水费？答案不应由企业单方面规定，而应诉诸法律的明确界定与公众的普遍认同。当技术便利与法治精神相向而行，当企业自律与监管到位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智慧水务”的惠民初衷——这不仅是对个案公平的追求，更是对整个公共服务领域规则体系的重塑。
（作者：关育兵 一审：乐言 二审：宁云平 责编：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