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河报7月6日报道，近日，男子顾某收养5岁女童小优后，利用共同生活的便利长期实施性侵，直至小优中学时向同学倾诉，经班主任、学校政教处、校长及司法所的层层上报，警方介入后才揭开这起持续多年的恶性案件。更触目惊心的是，顾某还对另外4名未成年女孩实施了侵害，最终因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被判死刑。这起案件中，从同学举报到学校与司法机关的联动处置，恰是强制报告制度发挥实效的典型样本，也让我们看到：唯有制度性力量介入，才能打破未成年人受侵害时“沉默的螺旋”。
在小优长达数年的受侵害过程中，强制报告制度的价值在两个关键节点显现：一是当同学察觉异常后，班主任没有将其视为“孩子间的玩笑”，而是立即启动校内上报流程；二是学校政教处主任在核实情况后，没有选择内部消化，而是果断求助司法所并报警。这种环环相扣的处置链条，正是2020年最高检等九部委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所期待的“制度反应”——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者的“道德自觉”转化为“法律义务”，让教师、医生等“第一发现人”成为阻断侵害的第一道防线。
回溯案件细节，若没有同学的正义感，若班主任忽视了孩子的倾诉，若学校在上报时犹豫不决，顾某的罪行可能仍被掩盖。数据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受侵害线索相当比例来源于医院或学校，这印证了强制报告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未成年人尤其是幼童，往往因认知局限或胁迫不敢主动求助，而教育、医疗等领域从业者与孩子接触密切，最有可能发现异常。如本案中，小优进入中学后才具备向外界表达的能力，而同学与老师的“及时报告”，恰如在密不透风的侵害黑箱上凿开了一道光。
强制报告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沉默文化”对未成年人的围困。在传统观念中，家庭内部事务常被视为“隐私”，甚至侵害事件也可能被曲解为“家丑”，这种认知盲区恰恰为施害者提供了温床。制度将报告义务法定化后，明确规定“发现即报告”是从业者的刚性责任，而非可选择的道德行为。正如检察机关所言，有效落实该制度是“及时发现、制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举措”，它通过法律威慑力，倒逼学校、医院等机构克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让潜在的施害者明白：侵害行为终将在制度监督下无所遁形。
但制度效能的充分释放，仍需配套机制的支撑。一方面，需加强对强制报告义务人的培训，明确“哪些情形属于应当报告的范畴”。比如淤青、恐惧、异常行为等可能是受侵害的信号，从业者需具备基本的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应建立更便捷的报告渠道与反馈机制，避免因流程繁琐导致报告意愿降低。此外，对报告人的保护机制也需完善，防止其因履行义务遭受报复，让“敢报告”成为社会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司法机关的快速响应与严惩态度，也为制度运行注入了公信力。顾某被判处死刑，彰显了法律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立场，这种“严惩”与“严管”的结合，形成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双重防线。当强制报告制度让侵害线索及时进入司法程序，当法律对施害者施以最严厉的惩戒，才能真正斩断伸向孩子的黑手。
从“小优们”的遭遇中，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不能仅依赖个体良知，更需制度性护航。强制报告制度如同社会的“神经末梢”，唯有每个义务主体都绷紧责任之弦，才能让隐秘的伤害在第一时间被感知、被阻断。这起案件的告破，既是正义的胜利，更是制度的胜利。它证明，当法律将“保护未成年人”从道德倡导转化为刚性规则，当全社会形成“发现必报告、报告必处置”的良性循环，孩子们才能在更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作者：黄鹤权 一审：乐言 二审：宁云平 责编：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