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价值5万元的翡翠手镯在快递途中丢失，快递公司以“未保价”为由，仅愿按7.5元基础运费的9倍赔付67.5元——这样的赔偿方案，与其说是理赔，不如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轻慢。无独有偶，南昌市民的1.7万元手机丢失后，最初仅获运费7倍赔偿；扬州梁先生价值107万元的保价加油卡被盗，快递公司也只肯赔2500元。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荒诞的现实：在快递行业，物品的实际价值常常让位于运费金额，成为损失认定的核心依据。这种按运费计赔的规则，早已与快递业的发展规模和消费者需求脱节。（7月26日《法治日报》）
按运费计赔的不合理性，首先体现在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消费者支付运费，本质是购买“安全送达服务”，而非“以运费为限额的风险转移合同”。当快递公司收取10元运费时，既享受了运输服务的收益，就应当对运输过程中的保管责任负责——这种责任不应因运费金额被人为设限。就像乘客支付20元打车费，司机不会因车费低廉就可以对车内遗失的笔记本电脑免责，快递行业的逻辑同样应遵循“服务责任与物品价值匹配”的基本准则。将赔偿金额与运费强行捆绑，本质是快递公司用格式条款转嫁自身责任，违背了民法“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规则严重削弱了行业的风险防控动力。当一部万元手机的丢失赔偿上限仅为运费的10倍（通常不足百元）时，快递公司缺乏足够动力去完善分拣流程、升级监控系统或加强员工培训。现实中，保价加油卡现身二手平台、保价电脑被摔碎却遭拒赔等案例，正是这种“低赔偿成本”催生的管理惰性。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快递网点甚至形成“监守自盗—低额赔偿—风险外化”的恶性循环，将经营风险转嫁给消费者。
从法律层面看，按运费计赔的规则也站不住脚。《快递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快递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快件损毁，应依法赔偿；民法典更是强调，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免除自身责任的，该条款无效。但在实际操作中，快递公司往往通过“加粗提示”等形式规避责任，将“运费倍数赔偿”包装成“行业惯例”。这种利用信息差设置的维权壁垒，让消费者即便诉诸法律，也需耗费大量时间成本证明物品价值与快递公司过错，最终往往不得不接受“小额和解”。
打破按运费计赔的悖论，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是快递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快递业务量年均增长超20%，高价值物品寄递需求激增，从奢侈品到电子设备，传统“运费计赔”已无法覆盖现实需求。推动赔偿机制改革，引入第三方定损机构，对高价值物品实行“保价金额优先赔付”，对未保价物品按实际价值合理定损，既能倒逼快递公司提升管理水平，也能重建消费者信任。
事实上，行业改革已有可循路径：中国消费者协会明确提出，对保价规则的解释争议应作不利于快递公司的认定；部分企业试点“高保价物品全程录像”，通过技术手段降低纠纷概率。这些探索证明，合理的赔偿机制并非行业负担，而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催化剂。
快递业的本质是“信任经济”，当消费者连“物品安全送达”的基本预期都无法实现时，再快的物流速度也失去了意义。打破按运费计赔的桎梏，让赔偿金额回归物品价值本质，既是对消费者的公平，也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者：关育兵 一审：乐言 二审：宁云平 责编：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