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以来，南京市档案馆迎来了一股别样的“寻根热”，很多市民来到这里查询祖辈档案，他们都非常迫切地想多了解一些，从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幸存的祖辈的消息。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许多人的照片都没能妥善保存下来。而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创建于1946—1948年的南京户籍档案卡，提供了一次与祖辈“重遇”的机会。(8月12日《扬子晚报》）
这是央视新闻的一篇报道，其反映的是《南京照相馆》很热，南京市档案馆很忙的场景。南京市档案馆统计，自7月23日以来，总计接待查档者6000余人，最高一天达到1200人。
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热映，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南京市档案馆里那扇尘封着80年记忆的门。泛黄的民国户籍卡，在无数双探寻的目光中苏醒：它们不再是沉默的资料，而是连接祖辈与后代的血脉纽带，是刻在时光里的“家族相册”，更是一个民族不曾褪色的集体记忆。
这些老照片里，藏着普通人的生活温度，也藏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轨迹。南京杨思娴的太爷爷去世比较早，她对太爷爷的长相没有印象，在南京档案馆找到太爷爷的档案后，杨思娴很是感动，“看到太爷爷鲜活的照片，心里面感触很深，眼泪都下来了。”忽然读懂了“血脉”二字的分量：祖辈对“干净、体面”的生活追求，早已像基因一样，流淌在后代的生命里。
而市民李先生查到的家族档案，则撕开了历史的另一角——太爷爷曾靠着四张织机撑起三代人的绸缎生意，却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强征房屋、阻断贸易，一家人从此坠入困顿。那页记录着“房屋被占”的档案，让家族口述史里模糊的“战争创伤”，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痛感。
家史从来都是国史的毛细血管。当6000余名查档者带着各自的家族故事汇聚到档案馆，这些细碎的个人经历便串联成了一幅鲜活的历史长卷。户籍卡上的“电灯匠”“绸缎商”“教师”“商贩”，曾是南京城里最寻常的烟火气，他们的职业选择里，藏着一个民族对安稳生活的朴素向往；而档案中“房屋被征”“家族离散”的记录，则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伤痕重叠，让“30万同胞遇难”的数字不再抽象：那是无数个家庭的破碎，是千万个“李先生家族”的苦难缩影。更令人动容的是幸存者夏淑琴老人的户籍卡，这张泛黄的纸片不仅记录着她的出生日期与住址，更成为东京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的铁证，让侵略者的暴行无从抵赖。从个体到群体，从家庭到国家，这些老照片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一个民族在和平年代的生机与战火中的坚韧。
这些档案能重见天日，本身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守护。2006年，南京市公安局在浦口区一个仓库里发现这批户籍卡时，许多卡片已因常年无人问津而虫蛀、霉烂。档案馆工作人员用四五年时间，一页页修复、扫描、归档，最终将它们转化为电子档案，向公众开放。他们修复的不只是脆弱的纸张，更是一段差点被时光吞噬的记忆。当老人在子女搀扶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哽咽着说“墓碑上终于有了模样”时，我们忽然明白：档案的价值，从来不止于“保存”，更在于“连接”，让后代得以触摸祖辈的温度，让历史得以在当代人的心中重获生命。
起初，许多人或许只是好奇祖辈的模样，但当他们在档案中读到职业、住址、遭遇，看到照片里或从容或坚毅的眼神时，寻找便有了更深的意义。那眼神里，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苦难的隐忍，更有民族的骨气。这或许正是《南京照相馆》的深意：老照片不只是回忆的载体，更是精神的密码。它告诉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祖辈的经历里，读懂和平的珍贵、坚守的力量，读懂“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刻关联。
当越来越多的人在老照片里与祖辈“重逢”，那份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便会成为照亮未来的力量。因为我们终将懂得：每个家庭的悲欢，都是国家命运的注脚；而每个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终将汇聚成民族复兴的洪流。
（作者：郭元鹏 一审：乐言 二审：宁云平 责编：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