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工人日报报道，广东广州从化区吕田法庭的“森林法官”团队，常年背着国徽穿梭在辖区深山，在竹林空地、山涧旁搭起临时法庭。这支5人团队的足迹，印在广州最北端的崎岖山路上，他们翻山越岭，让国徽一次次在山林间高悬。山林间的巡回审判，绝非简单的司法服务下沉，而是国家法治与乡土社会深度融合的微观实践：国徽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在深山里落地的不仅是一个个纠纷的解决方案，更是国家治理触角向基层末梢的延伸，是法治信仰在乡土大地生根的“种子工程”。
乡土社会的治理逻辑，历来有“人情大于法理”的传统惯性。在吕田法庭辖区的山村，过去村民遇土地纠纷、邻里矛盾，多依赖寨老调解或私力救济，若调解不成，矛盾易积怨激化。“森林法官”背着国徽进山，实则是让国家法律与乡土秩序找到契合点。他们不生硬套用条文，而是带着国徽的庄严，融入乡土的语境。有次处理跨境婚姻纠纷，法官邀请当地寨老作为见证人，国徽悬挂在壮族村寨的木楼旁，寨老用方言讲解“家和万事兴”的传统，法官同步阐释婚姻法的平等原则，最终双方自愿达成赡养协议。这种“国法+乡规”的调解模式，不是法律对传统的妥协，而是法律对乡土习俗的尊重与引导：国徽的存在界定了法律的底线，而乡土智慧的融入让法律裁判更易被接受，避免了“赢了官司、输了人情”的治理困境。这种融合背后，是国家权力对乡土社会的理解与包容，让法治不再是悬浮的概念，而是能嵌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规则。
国徽在深山的悬挂，更暗含国家治理末梢的“补位”逻辑。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偏远山村常因地理阻隔成为“治理盲区”——城区法院的辐射力有限，司法资源难以覆盖，村民若要维权，需承担高额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这导致不少人“不愿告、不敢告”。而国徽进山，以“移动法庭”的形式填补了这一空白：它让国家司法权突破地理限制，直接在场于纠纷发生地。有位种砂糖橘的村民，曾因企业提前回收土地面临绝收，若往返城区诉讼，错过收成期损失更大。法官背着国徽到果园开庭，实地查看果树生长情况后，协调企业延迟回收，还帮村民争取到补偿款。这场“果园里的审判”，本质是国家通过司法手段，保障基层群众的权利。国徽的在场，让村民感受到“国家始终在身边”，而非“山高皇帝远”。这种治理补位，消解了城乡之间的司法鸿沟，让每一位村民都能平等享有司法资源，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基层的具象化。
国徽进山更是法治信仰在乡土社会的“建构工程”。法治信仰的形成，从来不是靠条文宣讲，而是靠具象的司法体验。对深山里的孩子来说，第一次看到国徽悬挂在树干上，看到法官穿着法袍敲响法槌，这种视觉与听觉的冲击，会在心里种下“规则神圣”的种子；对成年村民而言，亲身参与一场“家门口的审判”，看到纠纷通过法律途径公平解决，会逐渐摆脱“法律无用”的偏见。吕田法庭的法官发现，经过几年巡回审判，主动咨询法律问题的村民多了，私力救济的纠纷少了。有村民甚至在遇到邻里矛盾时，会主动说“找背着国徽的法官评理”。这种转变，正是法治信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的过程。国徽作为法治的符号，在一次次进山的过程中，将“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观念，植入乡土社会的文化基因，这比任何普法宣传都更有穿透力。
“森林法官”背着国徽进山的脚步，丈量的不只是山路的距离，更是国家法治与乡土社会的融合深度。国徽在山林间的每一次悬挂，都是一次国家权力与基层群众的良性互动。它让法律褪去“冰冷”的外衣，带着温度融入乡土；让国家治理突破“距离”的限制，带着诚意抵达末梢。这种实践告诉我们，法治中国的建设，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推动，而是要在国家法律与乡土秩序、司法权威与群众需求之间，找到平衡与契合。
（ 作者：黄鹤权 初审：乐乐 二审：宁云平 责编：文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