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书局《唐诗三百首》“简繁对照”版本被指出多处讹误，随即宣布下架召回；上海古籍出版社《西厢记》被博主称发现“300多个错误”；中华书局《世说新语（中学生版）》再被指存在多处低级编校问题。古籍出版领域接连因质量问题引发舆论关注，引发人们追问：以传承文明为己任的古籍出版，何以错误频现？（12月15日澎湃新闻）
古籍出版，本应是一件严肃、认真甚至带有些许神圣感的事业。它是连接古代智慧与当代读者的桥梁，一字一句的准确与否，不仅关乎知识传播，更涉及文化尊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老牌出版机构，历来被读者视为品质与权威的代名词。然而，近期暴露的这些问题——从简繁转换失误、原文篡误，到注解错乱——却让这份信任蒙上阴影。当“王子猷雪夜访戴”中的“彷徨”变为“伤徨”，当“大历”被机械转换为“大歷”，这不只是技术性疏漏，更是对文化文本的轻慢。
还要看到的是，古籍出版有其特殊性。古籍往往没有现代标点，文字存在异体、通假，版本源流复杂，涉及大量专业知识。一个合格的古籍编辑，不仅需要扎实的文献学、文字学功底，还需具备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素养，更不可缺少字斟句酌的耐心与“敬畏文字”的匠心。它本质上是一种学术工作，其成果应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双重检验。
错误频现的根源何在？
其一，专业人才断层与过度依赖技术。古籍整理需要坐冷板凳的学者型编辑，但在市场节奏加快的今天，这类人才日益稀缺。许多出版社转而依赖电子化、简繁转换软件等技术支持，但技术无法替代人文判断。中华书局的说明中，“简繁直接转换造成”道出了关键——汉字简繁并非一一对应，“里”与“裏”、“余”与“餘”等都需要根据语境人工判别。
其二，市场导向下的“快出版”压力。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带动古籍普及读物需求激增，各类“诵读本”“典藏版”“学生版”层出不穷。为抢占市场，出版周期不断压缩，“三审三校”流程流于形式。某些版本甚至由缺乏古典修养的编辑仓促编就，质量把关形同虚设。当出版从“文化工程”沦为“流水线产品”，错误便如影随形。
其三，编校流程失守与责任意识淡薄。中华书局在说明中承认“零星修订，但都不彻底”，折射出一些出版机构对已知错误的惰性处理。错误在初版即已埋下，却在多次重印中未被系统修正，直至读者公开指摘才被动应对。这背后既有管理机制的松散，也有对读者缺乏足够尊重的行业心态。
其四，外部监督缺失与行业标准模糊。相比教材教辅，大众古籍读物的质量监管相对宽松，缺乏权威、常态的质量抽检机制。读者虽可“用脚投票”，但个体发现错误往往具有偶然性，难以形成有效制衡。
古籍出版，守望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每一次轻率的错印，都是对这份记忆的磨损。要扭转当前局面，出版机构必须重拾“校书如扫尘”的传统精神，将质量视为生命线；健全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让专业人做专业事；完善并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尤其在再版时进行系统性修订；同时，建立透明的读者反馈与纠错渠道，将社会监督转化为质量提升动力。
文化传承无小事，一字一句总关情。唯有回归匠心、坚守标准，古籍出版才能真正担负起“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让千年文脉在当代清晰、准确地延续下去。
（作者：关育兵 初审：乐乐 二审：宁云平 责编：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