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一天，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徐长生快步走在校园的梧桐大道上，只见他神采奕奕地三步并成两步，额头和嘴角的皱纹里似乎也蓄满笑意，步伐中渐渐带上了一种轻快的节奏。
“张老师，我赶着来告诉您喜讯”，徐长生笑着轻轻喘着粗气，“咱们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博士点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啦，学院自筹资金建设的1.5万平方米的新大楼也在校园中心地带落成喽”。徐长生口中的张老师，名为张培刚。这一年，他已经94岁。
听到徐长生说“争了口气”，张培刚的眼眶竟不由得湿润了。后来，每每提及此事，徐长生说：“我想一定是‘争气’二字触动了先生心底的那根弦，他的一生就是要在学术上为中华民族争口气！”
2019年秋季，我来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就读研究生。每次来到学院，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铜像。我总是习惯性地与他“对视”一眼，他的笑容似是有股魔力能感染人，让我心生欣喜。彼时，我并不知张培刚的生平，只觉得铜像上“发展经济学奠基人”这几个字闪亮耀眼。
后来，徐长生教授担任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任教老师。相比较于高深晦涩的高宏理论知识，我对谈及张培刚的事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慢慢地，“张培刚”这个名字于我而言不再是铜像上冷冷的文字，而是经济学院从未离开的存在，有热度，有温度。
“先生常谈到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感受，作为个人，人家一听说你是哈佛的博士，都投来尊敬羡慕的眼光；但一听说你是中国人，就不做声，其实内心是瞧不起的。他说之所以谢绝当年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国，就是要为中国人争这口气！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徐长生说这是张培刚多次说过的原话，是他毕生的学术追求。是啊，就是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争这口气！
2021年，学院给每个研究生发了一本张培刚所著的《农业与工业化》。我早已知道这是张培刚先生以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并于1945年10月写就英文稿的博士论文，他本人也凭此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成为获此奖的亚洲第一人。但当我真的捧起阅读时，还是忍不住惊叹在那个年代能出现这样超前有洞见的思想。
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青年留学生谭崇台也来自武汉大学，立马问道：“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彼时张培刚到哈佛不过3年。
谈及“文革”期间那段时光，张培刚自己在讲座上曾笑称那是在“修理地球”，还对学生们说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别人好哟”。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评论道：“如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而张培刚只是说，他自己靠边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这些年我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不能挪动，等到终于要拔起来的时候，老都老了。”张培刚这样说。他从没后悔回国，但想过要是过了那个时期再回来，可能贡献更大。
张培刚85岁时博士点才申请下来，他笑笑，说：“姜太公80岁遇文王，我比姜太公还强点”。
深入了解得越多，我越被张老先生的风骨折服。他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却误闯入一个不欢迎他的时代，并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不为人知。从经济学界的巅峰跌入谷底，却还能泰然处之，因为毅然回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之交臂，却也是一笑置之。联想到学院里那座笑容可掬的铜像模样，似乎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熟悉张培刚的人说，他似乎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到人均GDP标准问题。张培刚发言说：“倘若经过10年发展建设，武汉市民每家冬天能用上暖气，夏天能用上空调，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在世了，你们要去我的坟头上告诉我一声。”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这个98岁的老人总是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用放大镜看书，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
终其一生，张培刚只做着一件事，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争口气！
85岁的高龄担任博导，依然亲力亲为。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好比讲边际效益时，便会用“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讲到一半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
学为人师，奖掖后学。张培刚的学生里有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早期优秀学生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培养了徐滇庆、张燕生、张军扩、李佐军等一批优秀人才。现如今，任何一位单拎出来都是一位响当当的经济学家，一代代接续传承，为中国的经济学事业发展争一口气。
当我再经过学院大厅的张培刚铜像时，总是忍不住驻足停留，怀着崇敬之情瞻仰着张老先生。作育英才，传承文明；服务国家，影响世界，大抵也就是张培刚这般了吧。
毕业时，我特意与导师在张老先生的铜像前合影留念。看着镜头，我心里暗自地想，我也要争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