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网红”，又称为“网络红人”，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得人们关注、追捧或热议的人、动物或卡通形象。“网红”的走红皆是由于自身的某种特质，比如言辞、行为、才艺等，被网络放大传播，有意或无意受到网民的推崇，成为“网络红人”。因此，“网红”是在网络媒介环境下，网络红人、中间推手、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共同利益综合作用下的结果。“网红”经历了1.0文字时代、2.0图文时代、3.0富媒体时代，影响却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红”独特的传播特点及模式，值得高校思考借鉴，以期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高校辅导员“网红”是指高校辅导员群体中的网络红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包括南航徐川、北京交通大学辅导员张琪、上海交通大学梁钦、江西理工大学饶先发、大连海事大学曲建武等高校辅导员“网红”。本文旨从形成原因、影响和培育途径三个方面全面、深度解析高校辅导员“网红”现象。
一、高校辅导员“网红”现象成因解析
高校辅导员“网红”现象形成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动力因素，笔者将从背景、主体、中间推广和受众四个纬度入手进行分析，以期对辅导员网红现象形成的动力因素做全方位的描述和阐释。
1
、背景：技术平台打造传播契机；“互联网+”思维推动思政创新
背景是现象形成的基础。易操作、便捷化的技术平台和“互联网+”下的思政创新是高校辅导员“网红”现象形成的背景原因：技术平台的发展使新媒体的操作变得简单，“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部分高校辅导员能操作并运用微博、微信平台、贴吧、网络直播技术；同时大学生也乐于通过这些平台接触新事物、新动态。易操作、便捷化、学生粘合度高的传播平台和互动模式为高校辅导员“网红”打造了传播契机。同时，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针对大学生”无网不欢“的特点,如何顺势而为，充分重视、发挥互联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建设性作用，是大学教育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2004年的16号文件，2015年的31号文件，以及2017年的教育部43号令，都强调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进行了一系列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了思政工作的内容、方法、手段，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新面孔，也促进了高校辅导员“网红”现象的形成。
2
、主体：高校辅导员自我表达和自我赋权
网红主体是完整的网红传播链条上的起始环节，是内容主动的生产和提供者。高校辅导员主动的自我表达和自我赋权是高校辅导员“网红”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
表达是人类天然的本性和欲望，表达的根本在于自我呈现，即尝试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方式来告诉外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长期以来，作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辅导员工作，容易陷入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缺乏专业化职业化的表达方式和路径。影响到了辅导员群体的稳定、待遇、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互联网平台为主动探索的辅导员提供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自我表达空间。凭借学生事务管理的专业水准、个人能力等在网络空间的“走红”背后，是高校辅导员主动在进行职业化专业化的自我表达。
同时，网络生态对社会权利的改造在“网红”群体身上体现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评价机制。在网络世界，传统的评估体系和标准都一一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长的点击率、转发数、点赞数，是不断增长的粉丝群体和网络社区热烈的互动讨论。在高校辅导员群体普遍职业规划路径不清晰,职称评定、待遇、发展空间等各个方面都还需完善的背景下，高校辅导员探索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包括自我赋权和群体赋权在内的新媒介赋权，进而打造出广泛影响力，具有价值的个人IP，从而反作用于传统社会。
3
、中间推广环节：逐渐形成的团队运作和新媒体矩阵联动趋势
对于高校辅导员，逐渐形成的团队运作和新媒体矩阵联动趋势是辅导员“网红”现象形成的助推器。对于商业“网红”来说，在资本的介入与驱动下，“网红”开始更多地采用团队运营作战的方式将个人IP产品化。背后通常有一整个团队来负责策划、运营。另一方面，“网红”也善于驾驭多平台联动的传播造势策略，在自媒体发展迅猛且受众日趋跨屏的信息获取习惯的影响下，“网红”们已经不受限于在单一平台发布内容，而是趋向于结合自身的特长风格与各类新兴的传播渠道进行有机结合。
相比商业“网红”，高校辅导员“网红”在团队运作的发展还远远不足，绝大部分高校辅导员网红并没有实现相关团体运作；但是已经有“网红”辅导员在探索以平台、项目、技术等方式进行合作，成立项目组、工作坊、工作室等，组建相关团队，并且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如江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川建立“一分钟视频”工作坊，集合团队的力量，用超级玛丽、诸葛亮、音符等有趣元素制作《一分钟“两学一做”》等微视频，受到学生热烈追捧。
新媒体矩阵联动趋势也正逐渐形成，部分高校辅导员“网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如浙江师范大学庄经纬不仅运营微信公众号“庄经纬”，同时也是《今日头条》、《简书》、《知乎》常驻自媒体人，分答认证答主、千聊微课讲师、有讲微课讲师等，通过搭建育人平台合力构筑辅导员网络空间，实现新媒体矩阵联动；但是也要看到，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很多“网红”辅导员只运营单一网络平台，新媒体矩阵联动方面还有待加强。
4
、受众客体：聚焦高校辅导员网红拥趸背后的学生心理诉求。
受众客体是“网红”传播的目的地，也是“网红”传播效果的最终体现。无论“网红”如何精益求精打造个人创意IP，中间推广环节如何完善推广，最终为这一切传播现象买单的重点在于受众。“网红”群体之所以能够由互联网的边缘文化现象，走到中心，从根本上讲是契合了受众的心理诉求，因此引发了一场场网络空间下的受众集体狂欢。
高校辅导员“网红”的受众是大学生，只有契合了大学生的内在心理需求，高校辅导员“网红”才能不断延续生命力。而辅导员在与学生朝夕相伴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现大学生的心理诉求。辅导员针对大学生内在心理需求，生产传播内容和内容，就会受到大学生的拥趸，成为“网红”。
二、高校辅导员“网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多元价值观的传播、网络舆情的爆发与应对，都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培育高校辅导员网红，是运用新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的选择，也是在“互联网+”时代变思政教育的被动为主动的途径。
１.传播时代正能量
高校辅导员“网红”是传播正能量的载体，十九大闭幕后，教育部组织的千名高校辅导员“校园巡讲”和“网络巡礼”活动，就把新时代的正能量带进校园、带进学生头脑中。正能量“网红”促进正能量的传播，其符合社会价值导向的成功事迹和积极向上的形象使大学生心理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共鸣感，从而激励着大学生主动学习和效仿他们的行为。高校辅导员“网红”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促进了正能量的传播。
2.
彰显榜样效应
对于大学生而言，高校辅导员“网红”是网络空间里的小明星，但是又不同于明星，虽然在网络空间具有脱颖而出的影响力，但是同时又是生活在大学生身边的普通老师。因此不同于对传统明星高高在上的崇拜，大学生对于高校辅导员“网红”是一种“微仰角”的关注关系。高校辅导员“网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判断、道德认知、消费观念，乃至价值体系的形成。高校辅导员“网红”充当着网络道德模范的角色，为大学生提供了榜样行为规范、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彰显了“真、善、美”的榜样力量。
3.
打破思政教育单一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过程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授给受教育者。一定意义上说，与“网红”传播有一定的相通性。[5]然而，网红对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远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吸引。培育高校辅导员“网红”可以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由单一向多样、由封闭向开放、由简单的传授方式向民主的交流方式进行转变。高校辅导员“网红”的出现打破了单向的灌输模式，转变为有教学必有回馈的闭环模式，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从单元到多元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
4.
引导正确舆论导向
高校辅导员活跃在学生工作第一线，以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双重身份与广大学生直接面对面，具有成为意见领袖、舆论领袖的现实基础。在网络舆情实践中，高校辅导员“网红”可以作为学校和教育部门引导舆论的桥梁，同时作为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培育高校辅导“网红”可以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需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舆论，在舆论导向方面做到正确引导。
三、高校辅导员“网红”培育途径
商业“网红”经过三代变迁，已经从互联网文化的边缘地带，成为互联网中心文化之一，影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喜欢接受新生事物，又频繁接触互联网的大学生影响巨大。培育高校辅导员“网红”，要充分借鉴商业”网红经济“的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盘活高校辅导员资源，创新培育方法、丰富培育环境，主动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活动空间和覆盖面，最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1.
搭建辅导员“网红”活动平台
没了网络，“网红”就失去了生命。搭建“互联网+”辅导员“网红”平台是培育高校辅导员“网红”必要且有效的途径之一。中国大学生在线、高校辅导员在线、高校辅导员联盟等平台利用微信、微博、直播、QQ群等，结合时代特点，构建新媒体矩阵，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高校辅导员“网红”。汉江师范学院搭建红笔网评平台，将学校、师生网评员、广大学生联动起来，为校园“网红”提供传播正能量平台，受到良好的效果。
2
、团队化运作，打造高校辅导员“网红”品牌
对于已有的高校辅导员“网红”，需要团队化运作，从而持续打造品牌，树立品牌标杆。成为“网红”的高校辅导员一般都具有“克里斯马型”权威。克里斯马型权威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是指个人凭借超凡的品质、过人的魅力而赢得别人的追随和尊敬。借鉴商业网红的成功的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在网民的注意力成为资源，并且需要争取的情况下，仅仅靠个人的“克里马斯型”权威，“网红”的走红只可能是一阵风。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商业网红采取团队化运作的方式，保证“网红”生产内容质量，打造“网红”品牌。这点对高校辅导员“网红”品牌的持续打造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高校可以积极鼓励“网红”辅导员成立工作室、工作坊、项目组等，以项目、技术、平台等方式进行团队化运作。
3.
制定高校辅导员”网红“培育利好政策
2017
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43号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建设管理规定》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纳入辅导员工作职责之一，并明确指出将优秀网络成果纳入专职辅导员的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聘范围[6]。利好政策的制定为辅导员“网红”的培育提供了制度支撑和保障。政策导向决定了高校辅导员“网红”培育工作的深度、广度和效果。各高校在制定利好政策时需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高校辅导员“网红”的不同培育方式因势而新、因时而异。比如可针对辅导员品牌“网红”的构建设立专项基金，支持若干网络文化工作室的品牌建设；针对高校辅导员“网红”，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培训、待遇、职称等相关利好政策。
四、结语
高校辅导员“网红”并不是商业行为，所以和商业网红相比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深入研究高校辅导员“网红”的形成原因、探讨高校辅导员网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借鉴商业网红的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探索高校培育辅导员“网红”的途径，对于在“互联网+”时代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培育高校辅导员“网红”，是运用新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的选择，也是在“互联网+”时代变思政教育的被动为主动的重要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