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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笔观察】青少年祛除“空心病”不能只靠战术性自救

时间:2022-03-30 浏览量: 作者:易国祥

近日,《“空心病”过后,是大学生的“涅槃重生”》一文提起了疫情之下,众多高校选择封控之后,加深了部分大学生的“空心病”:即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无意义感,缺乏其存在感的价值观。最早提出“空心病”概念的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在2021年亚州教育论坛上披露:在2020年疫情之后,复学的青少年自杀率是往年的3至4倍。

文章建议“空心病”大学生,要沉下心来感受生活,留意“小确幸”,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东西,再把这些零碎想法拼凑起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以为这样自觉自救,就能涅槃重生,这疑似一种战略性蔑视。

如果说,继续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通过变异,是传染性变强而毒性减弱,那么,“空心病”比起一般抑郁症,其“传染性”未必收敛,其“重症率”和“致死率”却是日趋严重。其范围不只是大学生,而是涵盖了整个青少年群体。根据《青少年抑郁空心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的资料,这一波“空心病”背后的若干真相,很有必要呈现给社会,以期引起足够重视。

疫情之前的“空心病”就非常严重。“北大四层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这是徐凯文教授2016年披露的。到了2018、2019年,全国大学、中学出现的不再是简单的“空心病”(称“空心抑郁”),而是前所未有的青少年抑郁人数迅猛增加,过激的种种“最不负责任的行动”频发。

患“空心病”的多是最优秀的学生。虽然普通人不太肯相信“北大四层新生有‘空心病’倾向”,但《患“空心病”的多是最优秀的学生》正是北大徐凯文教授2018年发表的专栏文章。普通抑郁症多发生在追求上进或较优秀的学生身上,这足以支撑好学生反而是高危群体这个判断。

学生“空心症”的背后是社会空心。“我不认为只是学生空心了,整个社会空心了,才有这样结果。”此言也许过分了一点,但如此轻率地结束生命,这样的人格和对生命的态度一定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逼我们反思,在精神文明和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一定有哪些漏洞?

空心病”的治愈难度远大于抑郁症。空心问题不解决,抑郁休想治好。即使所谓的抑郁治好了,不解决空心,稍后也还会抑郁。大连一专业机构对治疗一般抑郁症和“空心病”有个对比:对前者,“再重的抑郁症一治就好”,对于后者,各类咨询、药物及电抽搐也奈他不何。

遏制“空心病”在面上的扩展和程度的升级,除了依靠有效“双减”让学生摆脱学业负担的困扰,我们还是要从“社会存在”的更多方面去着力分析深层次原因,探索从根本上解决“空心”的路径。

“是抑郁了才空心,还是空心了才抑郁?”在这个迷雾背后,有一个背景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把孩子送到欧美模式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校曾经是一股风潮。即使没有这样机会和条件的家长,都向往想象中西式教育。这类主张个人自由、自我中心,快乐就好、满足需要的极端教育,美国社会都已改弦更辙,却一时被我国视为珍宝,流毒甚广。有切身感受的山东东营某校长说:“从2000年开始冒出苗头,2004、2005年,学生的人格观念就偏得很离谱了。”农村教育工作者叹息:“从2015年起,农村也开始惯孩子了(其实更早)。”这种偏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这一波孩子的成长渐行渐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不能要求青少年都有这样的境界与抱负,但是,“在意父母、尊重老师、敬重权威、顾全大局、守规矩、肯吃苦”,这样的人格底线,只有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靠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才能铸就。这是治愈“空心病”的杠杆解。而西方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与极端人本主义教育,注定培养不出的这样的孩子。没有优秀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的兜底,指望“空心病”患者战术性自救来涅槃重生,那将是遥不可及的。

(红笔:易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