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天，《我不是药神》的影片在网上和网下“闹火”了。其实，该影片无论是选择的题材，或者是拍摄的技巧，都不算是顶级的，或者是高超的。那么，为什么“火”了呢？依我看，其重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其二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和表现风格。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社会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和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故，抒写和反映“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和文艺作品（包括文学类和艺术类），时不时地会掀起“社会热潮”，或者“社会思潮”。人们通过如此的“狂欢”来渲泻，或者鞭挞现实语境中存在的不合情理的弊政。
然而，尽管我国历经了几次翻天覆地性的改革，并且现阶段已然进入了“新时代”，而诸多“潜性”的“社会问题”，诸如医政领域里的“药政”问题，依然如“牛皮癣”一样，“擦”不“净”，“洗”还“脏”。虽然此类问题比较以往的“问题”而言，不是特别地“扎眼”和“爆棚”，但却依然作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存在着。那么，该影片的编创人员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借现实中的“假药贩子”的活道具，来唤醒“社会问题”的敏感神经，从而提醒和监督类似的“社会问题”，在现实的语境中能够得到“最”为妥实的根治。那么，其根治的手段必须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和表现风格，才能体现或者实现。
那么，影片中的各要素性的情节和细节，我就不赘述了。我着重要阐述的是“社会问题”究竟与谁有直接的关系和如何妥实根治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最看重的是关乎切身权益的保障。那么，那些能够关注和反映老百姓疾苦的“问题性”的影视剧，或者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倾向，无疑会成为“扎眼”和“爆棚”的焦点。在我个人看来：类似的影视剧，或者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不能仅仅地说成是“社会问题”本身造成的，更不能简单地而又是草率地“嫁祸”于“社会问题”本身，而是应该反思，或者反观我国的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保障”，要审视它们是否还存在严重的漏洞，或者缺陷。
因此，在我们所有的影视剧，或者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倾向中，不仅要大力地提倡“主旋律”和“正能量”，还要大力地提倡“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法，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和表现风格。在中外文化史上（包括影视剧史和文学艺术史）最具有“经典存在意义”的作品，都是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法，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和表现风格。在我看来：任何艺术创作，一旦离开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法，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和表现风格，都是难以“接地气”的。
那么，我们所有的影视剧，或者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倾向中，要力求把“焦点”，或者“镜头”，多放在当下的养老、住房、教育、医疗“四大民生问题”的题材中，进而避免全社会形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这种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极度危险的社会心理，或者文化心理的现状。所以说，一切的影视剧，或者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者们，都要有“达济苍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的精神，以及人文胸襟和情怀。不要光顾了去看它们“热闹”中的“稀奇”，或者“稀奇”中的“古怪”，或者观后的“快感”。而是要带着“脑袋”去看，要带着“批判性思维”的“问题导向”的习惯和能力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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