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党刊记者岁月》一书出版之际

十年党刊专职记者写下了一生的誓言——终身做个记者。回顾党刊记者岁月，太多的感动，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感怀，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收获，太多的学习，太多的成长，太多的无悔，太多的启示——以《党刊记者岁月》一书33万字、146篇文章为证。

党刊专职记者十年，挑战无处不在

知识积累成长环境所见世面处变不惊与党刊记者的差距。对于一个还不大懂事的年仅17岁的少年就穿上军装，在部队一干就是15年。十五载军旅生涯，十五载转战南北，十五载艰难打拼，突然之间说转业就转业，要到地方工作，要到陌生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心里的较大落差和地方情况的太多空白，对我的考验是巨大的。一方面可以说是“一抹两眼黑”，另一方面还得认真调整心态。事实上，对地方的情况和地方工作，了解不多，知之甚少，尤其是怎样运转，怎样一种内在关系和外部联系，可以说擀面棒吹火——一窍不通。部队党的工作与地方党的工作，表面看没有多大区别，但往深处想更往细处思区别还是挺大的。一是部队作为战斗集体，部队组织纪律性要求特别高特别严；二是部队年轻人集中，部队面临的环境，担负的任务，承担的使命，思考的问题，非常具体而绝不抽象。相反，地方的党建工作要宽松一些，上级党组织和下级党组织关系，严谨程度和严格程度没有部队高，工作量化大体差不多，但在一些具体指标上标准上，部队要求更精细更精准。当了记者后，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是好事，但要求过急过高，地方人的节奏一时半会无法接受，说一不二，在军队百分之百，但在地方就不一定了。适应地方工作，一是心理，二是节奏，三是标准，把握起来，最初难度较大。好在，我用我的擅长，快速适应地方，尤其是爱学习，善观察，能总结，会比较。

中央党校的学历地方单位原则上不认可。无论你进入地方哪个领域，无论你要去跟哪个方面的高手比拼，就学历这个板块而言，那是绝对的短板。高中毕业到了部队，在部队这所大学校学到的东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虽然在职拿到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函授本科学历，其主要是学习和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他的知识相对还是比较欠缺。我转业下地方的当年底才拿到这个学历证书。听地方的同志讲，党政机关认我们这个学历，其他机构和高等院校是不承认我们中央党校这个函授文凭的。在重庆市群众艺术馆认了，到了西南政法大学就不认了，开展工作起来还是相当被动的，虽然写作是我的强项，但人家不这样看，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是要打点肚皮官司这很正常，学会了习惯了的别人的看不起，但也要在自己的看家本领上多下些功夫，那就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发表文章，不停地拿出作品才能证明自己。当了记者之后，要学的东西太多，“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没有哪一个方面是轻松的，学起来都是非常具体的。学历本身有短板，再加上地方工作又不熟悉，所以记者生涯最初阶段，如履薄冰，如临大敌，如坐针毡，不敢懈怠，不敢马虎，不敢轻视，每天都在学习中，每天都在赶考中，每天都在摔打中。在挫折和质疑中慢慢强大，在取舍中轻装前行。

九曲十八折才成为党刊记者。别人大学毕业就是记者，起点高、进入早、能力强，让我这个“大器晚成”34岁多才实现做一名记者梦想的人是无法与他们同台竞争的。我来到党刊之后两三年之内，杂志社就逐渐进了一些新人，大多是研究生刚毕业，就来到了党刊当编辑当记者，对于我这样一个“老人”，很多地方他们都是不看在眼里的，除了对党刊比他们要熟悉一些之外，其他的优势真不多。由于知识的局限，我一直在党的建设这个板块，无论是跑党建口子，还是采写党建报道，都是在这个领域用力使劲。时间长了，对新知识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就存在一个不太了解和不太精通的问题，这样一来，在诸多领域的报道和文章就要少一些。尽管这样，我在党刊记者的日子里，我还是发挥了我的特长，就是从部队一开始涉足新闻报道就是写人物，后来慢慢跟高手学抓问题，再后来是跟大师学习看抓重大典型。因此，采写孔繁森的女儿孔玲和推出“全国优秀纪检监察干部”张兰权这两个重大典型，彰显了我写人物通讯的强大本领和抓重大典型尤其是谋划宣传报道重大典型的超凡能力。

人际资源是做党刊记者的第一资源。我在地方的人际关系几乎为零，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别人生活在城市，成长在城市，祖宗三代人都在城市，而我要通过人找人人托人的方式才能搭建起地方人脉和资源，用现在的话说，把优势变成胜势，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得从零做起。在处理地方的人际关系上，要比部队处理人际关系复杂千百倍，部队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扛起竹杆进大门直来直去，地方就绝对行不通。我记得初到编辑部，就听老记者说过，有些事情你只能叫他“阴干”，这个“阴干”就是用现在的话说，看破不能说破。这里的“阴干”，还有一层深意是让我当个“好好先生”。而我特别不擅长搞人际关系，但做了记者这一行，不掌握人际关系当中的奥妙也是行不通的，对记者工作也是有很多不便的。记者不是不通人性，而是知道人性的冷暖，又不能太苟同一些人的离谱做法，所以常常纠结而困惑甚至十分苦涩而别扭，没有别的办法，适者方能生存。记者要过的坎，其实不是文章坎，实则是人际关系坎。好在，做记者的后期，我慢慢克服了一些人际关系上的比较棘手的问题，学会了真正意义上的看破不说破，一门心思放在写高质量新闻作品上，不把大好的时光用来耗在与人打交道上。因此，佳作不断，影响扩大。

每天都要面对别人的冷眼白眼红眼和挤眉弄眼。不了解我的人总在背后议论我“冉彪凭什么调进党刊”。在部队长时间用心用情用力多是写了一些军事新闻作品，毕竞是小豆腐干文章，要来做一个直辖市的党刊记者，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恐怕是难以胜任的。记者生涯前半段人家看不起你，记者生涯后半段人家要踩你，甚至有个别领导说你有“发表欲”，你没有烦恼才怪。人怕出名猪怕壮。前面遇到问题主要是工作当中的差错和文字上的差错，因为我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去采写和如何提高写作本领上，对于文字的细致程度特别是在参与校对工作的精准上，存在的问题毛病短板还真不少，每次都要被说成是不上心，而事实上也没有做得太好，在认识上有一些误区，认为“一招鲜吃遍天”，反正自己写作能力水平不差，尤其是擅长写人物还要个人来比，所以在文字的精准和校对工作的精细方面，还得不断提升才对。记者生涯遇到的苦恼和问题，对我而言，要比别人多一些，那是因为我的起点和成长环境决定了的。一路跌跌撞撞总算过来了，不敢说是优秀记者，只能说是能干记者。学中干，干中学，永无止境。

党刊专职记者十年，变优势为胜势

发挥我的敢闯敢试敢做的优势。在这个板块的优势是明显的，我比别人要多一些人生经历阅历履历，因为在部队十五年，从连、营、团、旅、师、军、军区，特别是在大机关呆的时间比较长，差不多是我军旅生涯的一大半，见过的大场面，见过的大领导，见过的大舞台，比别的人要多，心理素质这一块，我还是比较强大，也比较有定力，所以在做党刊记者的时候，至少不会畏手畏脚，比较放得开，更敢迎上前去，主动与领导和被采访者对话交流沟通，为我完成记者的职务作品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帮助。说到我的敢闯敢试敢做，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讲的故事。那是我在《当代党员》杂志当了十年记者之后，突然接到调令到《党课参考》杂志当编辑，虽然是一个杂志社，但我觉得我还是适合做记者不适合做编辑。于是，我接到调令的当天上午，我没有任何顾虑就把电话打给了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杂志社社长的何庆良同志，直接表达了我不想去《党课参考》杂志当编辑的想法和理由。庆良部长在北京开会，他在电话那头对我说，“冉彪，我明天就回重庆，你明天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到了第二天，我终于想通了：既然组织上已经作出了决定，我就安下心来当《党课参考》的编辑吧。说不定，换一种工作方式天地更宽呢。事实上，当编辑才有了写党建评论的机会。要不然，今天的中国的评论界，就少了我这样一位“党建评论专家”呢。

我的新闻敏感性比大多数记者都要强许多。因为长期在政治机关工作，在军队军师旅团新闻干事岗位上都工作过，对首长机关和政治机关特别是军队军以上的高级机关，耳濡目染受到的熏陶是比较多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是比较强的。再有一点，由于我养成了凡是从讲政治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并注意收集相关素材和积累相关知识，多年养成的记心得笔记和读书笔记的习惯，对我党性原则的锻炼和处变不惊的胆识与胆略的练就，应该说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我常说，我认识的将军拉出来就有一个排，其实是零距离接触过的将军就有一个排，进一步说是跟我有过心灵对话并与之深入交流的将军就有一个排。比如邓福全将军在总参首长来视察十三集团军电子对抗营时，他在餐桌上举起酒杯对我说“搞新闻，事实要有，认识要提高”。比如周光荣将军从四川省军区政委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我去看他时，我们在谈到新闻写作上要注意的问题时他对我说“写新闻，跟写文件是两码事”。比如程功明将军在我脱下军装之后，与他在昆明陆军学院大院里散步时对我讲的“小冉，走过的路可以总结，但不要去后悔”。因此可以这样讲，每一位将军教会我的东西都变成了我人生的大智慧。正因为这样，我是比较自信的一个人，所以在做了党刊记者之后，不畏官，再大的官，在我的面前都变成了我可以平视的“普通人”。有一次在市委党校，我们党刊的一个副总编要想见一个县的县长，因为当时人多加之又站得比较远，在人群中我发现了他，我用手一挥，直呼县长大名“你过来一下”。于是，有人说我太大势，而在我看来，用平视的眼光看官，是记者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的，也是记者的勇气和智慧决定了的，人们不是常说，记者是可以见官大一级的，不说非要大对方一级，至少是平起平坐，因为记者还有一个说法，本身就是“无冕之王”嘛。

在创新表达上我从来不拘泥于小见巴式。我喜欢用我喜欢的方式去表达。计划经济年代相对封闭，人们的思维观念相对保守，几乎是时时处处时时事事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上面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文件要求写什么就写什么，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怎么表述的就一字不差去套用，而我不一样，我喜欢用我看到的见到的深刻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不受任何思维的限制，我怎么看、怎么思考、怎么表达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完全可以不跟别人相同，完全可以以全新的视角去表达。我记得我采写了《让党代会代表“活动”起来》一文都已经在党刊上发表了，市委组织部一位处长看到我之后，他还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有点超前了，其他地方还没有这样搞过。从他的表达来看，别的地方搞了，我们才去搞，这样安全，不担风险。正是因为这样，这篇新闻作品获得了“重庆新闻奖”一等奖。挑战无处不在，挑战无所不包，挑战无时不有。我的党刊记者生涯，如果说有一条成功经验的话，那便是“不管前路如何，只管落幕无悔”。一方面“要认清”自己，另一方面“不认轻”自己。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议论，别人怎么看不起我自己，都阻止不了我前进的脚步。我都要昂起头，挺起胸，壮起胆，义无反顾地大步向前，停下来不仅跟不上，还有可能被淘汰。于是，我尽可能扬我之长，补己之短，变劣势为优势。

我这个人非常执着。特别是自己认定了的事情，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说到我的记者梦的实现，还有一个不得不讲的故事。杂志社派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和编辑部主任一起，到我曾经工作过的部队、重庆市群众艺术馆、西南政法大学调查我的情况。其他都没有说我什么问题。唯独到部队去调查，有人说我“冲哨兵”。回来汇报情况的人也添油加醋说了一些什么，宋总编一头雾水，他认为”冲哨兵”就是打哨兵。于是调动的事,就这样搁起了。我得知情况后，我决定当面找宋总说清楚。当宋总编知晓“冲哨兵”就是在没有经过哨兵允许“就要求出租车开进部队营区”（转业后还住在部队）的原委后，他就握着我的手说，你回去听我的消息。于是他把那两个人叫来“说了一通”，说这个不算什么大事，只是方法上有点简单，态度上生硬了一点。于是，调动我的函，一周后就来了。于是，杂志社在长达9年时间，没有用红头文件调记者的历史，被我打破。要不是我找到宋总编主动说清楚，我一生的记者梦就因为这个不明不白的“冲哨兵”给泡汤了。这件事情启示我们，任何事情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用百分之百去争取。再说了，我谈成了就是直辖市党刊记者，谈不成大不了还是继续当我的大学党委秘书。当记者之后，特别需要勇气的，还是写批评报道。比如，我在采写渝中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存在的只建不管的现象和问题的“记者调查”后，对方接二连三打电话找到我们的总编和打电话找到市委组织部的领导，有意无意暗示让我放下执念，放弃对他们的批评，对方把话递到了我的嘴边说，你们的总编都说了，只要记者同意撤销稿件，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而我说不行，不是因为我的辛苦采访和写作，而是原则和底线不能丢掉。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我夫人从沙区调渝中区都被他们硬卡了，没什么，不就是不让调动么，夫人继续在沙区工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会因为这个批评报道而后悔，反而我还会因为这件事情而骄傲。在我看来，新闻志向和价值取向是记者的生命。别的记者就有可能，在遇到困难和问题后，他们选择的是放弃或者放下，而我总是千方百计选择攻坚克难。

不去钻营当官而是选择和坚守终身做个记者的理想与信念。调到杂志社之前，领导就说杂志社位子只有这么几个，宋总编直说，“冉彪同志，你实现记者梦之后还有什么样的追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只想终身做个记者。我说要是想做官我也会选择留在西南政法大学，在学校至少也是个宣传部长。正是因为我没有做官，我才能够集中心思和精力把这个党刊记者当得十分称职。当记者我非常投入，也非常敬业，也非常上心，把采写的每一篇报道和文章，都看成是人生的一大理想一大幸福一大快乐一大成就。正如我们杂志社的编审、著名作家陈儒林教授评价我的一样：“我一口气读完了冉彪这篇总结二十年记者生涯的佳作，你欣然把千百次地重复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成你无法替代的幸福——矢志不改地追求美好而伟大的记者梦，你婉言谢绝了众多领导拟荐你升官的大好良机，于是你便用丰硕的新闻成果变成了一位颇富影响力的优秀记者！我以为这比那些依靠权势者升官的马屁精，高尚而珍贵千百倍！此文令吾感同身受，你把我带进了半个多世纪的新闻人生旅途中，去追忆当年的新闻风采！”这样的赞美何其难得，又何其珍贵。想必这是给予我个人的赞美，同时又是给天底下所有伟大记者的赞美，因为共和国需要这样的伟大记者，新时代更需要这样的伟大记者！

党刊专职记者十年，书写时代华章

本人是党刊直辖后第一个做“记者调查”的记者，也就是第一个写批评报道的记者。“我们的组织生活到哪里去过？”这是直辖之后我们党刊第一个记者敢写的点名道姓批评的文章被刊发了出来。而且不讲任何条件和价钱的批评报道，这是杂志社内部充分肯定，也是读者高度赞誉的记者行动，因此我成为了不怕事不怕官不怕压的记者。和平年代做党刊记者，像本人这样敢于站出来写批评报道的记者少得可怜。一方面是大环境，我们的主流媒体写表扬稿的时候多，写批评的稿子太少，长期打着“正面宣传为主”的旗号，谁也怕得罪人；另一方面是小环境，有的媒体负责人崇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知有问题但就是不说，为的是“保乌纱”，一些记者怕引火烧身，为的是“保饭碗”。我想的是，作为主流媒体记者，应当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更好树立时代新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行稳致远。

本人靠一己之力及时成功独家采写并隆重大篇幅版面推出了党刊直辖以来第一个重大典型张兰权。为什么说张兰权是重大典型呢？这个重大典型的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在于，一个是当时党中央强调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另一个这是一个在外迁移民过程中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基层干部，还有一个是这篇文章《用生命诠释干群关系》得到了时任市委书记贺国强同志的高度评价，也就是因为这篇5300字的长篇通讯在党刊上（当期刊物正好是我们党建党80周年“重大策划”的那一期）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张兰权同志被中共重庆市委授予“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中央纪委表彰张兰权同志为“全国优秀纪检监察干部”。我也因为这篇文章捧回了三个金杯：“全国党刊好作品”一等奖，“重庆新闻奖”一等奖，“重庆期刊好作品”一等奖。那个年代对于树立典型，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记者，因为在部队长时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对树立典型情有独钟。在我宣传出张兰权这个重大典型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党刊才宣传出邓平寿这个重大典型，这个典型人物的宣传本人在第一时间出了主意。邓平寿去世的当天，我和记者刘文娅正好参加杂志社召开的全体干部大会，坐在我身旁的她轻声对我说，“冉老师，好可惜啊，邓平寿书记走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文娅在邓平寿生前采访过，写了一篇人物通讯，他的事迹十分感人。听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就对刘文娅说，你可以对邓平寿作一个后续宣传报道。她采纳了我的建议，会后她及时上报杂志社领导，编辑部最后决定派出三位记者前往梁平，用编辑部集体的力量，完成了对邓平寿这个重大典型的宣传。我说这个重大典型产生的背景，是因为一个新闻人要有新闻敏感性，邓平寿被誉为“草鞋书记”，根本在于当时的社会呼唤像邓平寿那样的“爱民书记”。

本人是党刊直辖后唯一一个获得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领导戴帽下达采写重磅文章的记者。可以这样说，党刊像这种情况十分罕见过去从来没有。一般情况下，市委组织部顶多是就哪个方面的工作特别重要，强调杂志社要派出一个能干的记者前去采写报道而已。而对于“重庆市私营企业主入党第一人”，就显得不一般了，那是因为中组部在全国三个省市进行此项工作的秘密试点，尤其对重庆又特别看重。因此，市委组织部就特别不敢马虎和懈怠，于是在选记者进行独家采写报道的问题上就显得格外的慎重，因为当时他们的想法是，第一只能派《当代党员》杂志记者采写，不能让其他媒体包括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第二是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采写并高质量推出此文章，第三是要求在采写过程中不能出任何问题。他们指定我前去采写此文章的理由就一条：“冉彪同志最可靠。”我没有辜负他们期望，以《春风入怀心自芳》为题，仅用了2850字，完成了一件上等作品，文章刊发后受到中组部领导的表扬，也为重庆市争得了荣誉。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还获得了重庆新闻奖一等奖。

本人是第一个写文章获得直辖市委书记批示的记者。那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同志特别重视和强调要抓好党建这个“主业”。他上任后不久，就想召开一个全市党建工作会议，他责令市委组织部派出一个全市党建工作会议筹备组，分几个小组下到区县和部门去进行调研，掌握党建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市委办公厅亲自组织召开了相关工作人员的一个谋划全市党建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碰头会”。我作为重庆老三家（日报、党刊、电视台）媒体记者被请进了会场。汪洋同志说了许多为什么要开这个全市党建工作会议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高质量搞好调研，如何开好这个重庆直辖以来的第一次全市党建工作会议提出了具体要求。我长期跑党建这个口的记者和长期担任党建板块的编辑，所以我十分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会后我回到编辑部当即提出了要马上深入部分区县去做记者调查，杂志社和编辑部领导都赞成我的这一决定。于是我深入到重庆三个区县作了大量细致的采访调研，很快就在当期以《一些地方抓党建“主业”不力现象透视》为题，并以上要目的方式，文章在“记者调查”栏目刊发后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市委书记汪洋同志的重要批示，他在那一期也就是2006年第11期那期刊物的屝页上掷地有声的批示道：《当代党员》围绕市委的中心工作办刊组稿，真正履行了“喉舌”的职责，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努力把刊物办成广大党员喜爱的有重庆特色的思想文化阵地。

本人是重庆直辖以来党刊记者获得“重庆新闻奖”一等奖最多的记者。分别是，1998年度《歌乐山下铸魂人》（“重庆新闻奖”人物通讯一等奖）；2000年度《让党代会代表“活动”起来》（“重庆新闻奖”工作通讯一等奖）；2000年度《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严治家》（“重庆新闻奖”言论编辑一等奖）；2001年度《用生命诠释干群关系》（“重庆新闻奖”人物通讯一等奖）；2003年度《飘扬在“私企航母”上的锤镰旗》（“重庆新闻奖”工作通讯一等奖）；2004年度《春风入怀心自芳》（“重庆新闻奖”人物通讯一等奖）。我获得的这六个“重庆新闻奖”一等奖，五篇为“本人采写文章奖”一等奖，一篇为“本人编辑奖”一等奖，也是当代党员杂志编辑部直辖以来获得重庆新闻奖一等奖最多的记者。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11月9日，本人还获得了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表彰的——“‘三个代表’在重庆·记者行动“大型宣传采访活动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先进个人”。

记者十年，在我们市委党刊，本人还有无数个第一：我第一个开博客——“冉彪博客”；我第一个创办微信公众号——“冉彪评论”；我第一个由传统媒体记者主动向新媒体转型的党建评论员；我第一个走出党刊担任社会团体负责人暨担任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首任书记兼副主席；第一个以党刊记者的身份出席重庆交通大学举办的“新时代青年人生成长发展理论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为新时代青年人生成长发展把航定向；我第一个以党刊记者的身份赴外省（汉江师范学院红笔名师讲堂）授课暨讲授“党建评论的写作艺术”课；我第一个以党刊记者的身份成为中共重庆市委的“核心评论员”；我第一个以党刊记者的身份成为中央外宣办命名的“网上核心写手”；我第一个以党刊记者的身份成为著名的网络大V和网络意见领袖；我第一个以党刊记者的身份在人民网、党建网、华龙网、七一网开个人专栏；我第一个以党刊记者的身份在中宣部党建网开辟以冉彪名字命名的“冉彪评论”专栏；我第一个以党刊记者的身份长期系统钻研党的创新理论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过程中创作出超过28万字的《冉彪评论“百年百评”》的专著在全党全军全国产生强烈反响，等等。这无数个第一的背后，无不彰显出一个党刊记者的坚定的政治站位、崇高的人生追求、深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责任担当、执着的奋斗精神、无悔的奉献品格。

记者的座右铭应当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不畏权势，不媚世俗。在我看来，记者“保有对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才能成为合格记者和优秀记者。一个记者的独立自主，一个记者的战略思维，一个记者的追求完美，一个记者的理性冷静，一个记者的深度学习，一个记者的敢于斗争，是练就新时代记者过硬本领的必由之路。这六个方面的素养对普通人而言可以轻松说一说，但对于记者这个职业而言，可是要命的，而且必须用心用情用力，否则难以应对复杂局面，否则难以脱颖而出，否则难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否则难以在世界立足。我一生中最崇拜的记者是——穆青。“脚底板下出新闻”。这是穆青最为人们熟知的一句名言，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深入基层的决心和勇气，只有真正走进人民群众中，才能发掘出真实、生动的新闻素材。“把心交给读者”。这是穆青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他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把读者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读者提供优质、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接触实际”。这是穆青对新闻记者的期望，他鼓励记者要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深入实际、接触群众，用新闻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心中有人民，笔下有真情”。这是穆青对新闻写作的指导，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疾苦，用笔表达出真情实感，为人民群众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穆青对中国新闻界的期望，他希望中国的新闻媒体能够用真实、生动的报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穆青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基层、关注民生，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最真实、最鲜活的新闻报道。当然，我们最不能忘记又特别需要铭记的是穆青那句最著名的名言“勿忘人民”。有道是，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这是新时代新闻人的新使命。为此，我们理当用行动去践行、用真心去表达、用无悔去书写、用大爱去印证、用奋斗去接续、用信仰去坚守、用奇迹去铸就。

最后我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普利策的话来作为文章的结尾：“国家犹如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则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副编审，“冉彪评论”创始人、CEO，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