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11月20日报道的《儿子拔掉呼吸管后母亲死亡 涉故意杀人被调查》令人深思。50岁的母亲朱素芬被摩托车撞后脑部受伤成为植物人，从入院到被儿子郑某拔掉呼吸管，仅三天时间。 初看新闻，让人感叹人心凉薄，我们权且用仿拟的手法称郑某为“拔管儿子”。他为自己的做法给出的解释是“确实是没有办法了，医院说了几次，说没多大希望了，他们（医院）不断地喊我们交钱，我们脑壳都大了。”古语云，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拔管儿子”亲手断送昏迷母亲的生命，似乎是一种特定情景下的应急反映，当然事实也证明了他与“孝”字无缘了。 可是我们得仔细分析一下事情是不是只有这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一起交通事故却演变成了故意杀人罪？ 新闻中并没有交代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委，如果肇事摩托车主是第一责任人，为什么却从头到尾没有露面？如果摩托车主买过交强险，是不是也可以垫付医疗费用，缓解一下燃眉之急？这其中很难说没有眉山市杭州路交管部门处理不力的一份责任。 另外，生活的艰难和医疗费用的高昂是“拔管儿子”面临的困境，医院既然都已经说“没有多大希望了”，医疗费用却还在增长，明知是做无用功，这也促成了郑某做出失当之举。改革医疗体制，岂能短时间内就能尽如人意？难道朱素芬没有买社保？如果没有的话，儿子也有责任。笔者看到过类似的人间悲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因为缺乏文化知识，势单力薄，不知该如何借助社会的力量帮自己度过难关，采取的措施往往显得简单粗暴。 有时候宁愿结束生命，让逝者平静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似乎是最好的临终关怀，但是中国法律和伦理都不允许安乐死的存在，这也导致了生者和死者之间难以解释的复杂情结，要么生者和死者都背负沉重的负担，要么让死者轻松离场，让生者背负道德的枷锁。 法学教授认为“拔管儿子”涉嫌故意杀人罪，从法律的角度看当然没有错，但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刚性的底线，用它去衡量复杂的社会情境和复杂的人性，似乎缺了点什么。 （作者：叶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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