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科学回答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之前，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前沿的邓小平同志敏锐地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以及“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的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其中所蕴含的“逆向思维”，显然留存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逻辑的印记；“辩证思维”源自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运用；“对比思维”基于小平同志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对世界发展水平的朴素认知，以及晚年海外考察的科学判断；“批判思维”则来自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科学结论。在这些思想方法的综合作用下，邓小平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探索“摆脱贫穷落后”“发展才是硬道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三步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始终恪守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这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邓小平在寻求富民强国之路上运用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方法

思想成就理想，思维左右行为，思路决定出路。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国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道路上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毕竟我们在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立结合上走过弯路，甚至遭受了挫折。当更多人的头脑被“一大二公”“超英赶美”“以钢为纲”等等此类思维和行为所严重束缚之时，在党内特别是高层迫切需要有人敢于、并善于回答“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进而实现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到行为上的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人历来善于从形式逻辑中象天法地，善于从生活实践中了悟真谛，善于从成败得失中参透玄机，善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畅想未来。邓小平同志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并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方法为中华民族谋出路、为社会主义寻活路的那部分人。

（一）邓小平以其“逆向思维”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惯性

《道德经》第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论述，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形式逻辑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探讨某个问题时，往往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范畴。比如，中国人在回答“人为什么活着”时，往往习惯于把“生”与“死”放在一起讨论。诸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想搞清楚“生”，必须参透“死”，传统文化对邓小平的一生影响很大。

1904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二），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有四十亩田和几万株桑的小地主之家。这样的家境使邓小平能上私塾，也能上上新式初小、高小读书，后来考入广安县立中学。这就意味着，幼年的邓小平是接受过比较良好的私塾教育的，传统文化中的形式逻辑早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根。所以，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被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困扰时，邓小平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并运用他的“逆向思维”对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发出了质问。

邓小平并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没有直接回答“苏联模式”究竟适不适合中国，而是结合当下的中国国情，从相反的方向，巧妙而坚定地做出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他从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言，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灵活运用逆向思维、排除法，从反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开始反思过去所迷信的苏联那一套，以及残存于头脑中的“想当然”的那一套究竟是否正确，也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邓小平以其“辩证思维”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

“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阐明的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内核。很显然，“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辩证统一的治国理政范畴，统筹处理好一对对关系需要学好用好唯物辩证法及其方法论。

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方法，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其中，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既要学会“牵牛鼻子”，也要学会“弹钢琴”。比如，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他既反对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倾向对改革开放的阻碍，也反对全盘西化、丢失自我的倾向对改革开放的干扰。主张对外来的东西不恐惧、不迷信、不盲目排斥，要实行“拿来主义”。再比如，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和谐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自然成为辩证统一的两个重要方面。再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演变而来，其中，“富强”是经济基础，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分别对应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

正是由于“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核。比如，我国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虽然差异并存，但公有制、按劳分配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这就使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使市场和计划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却是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上提倡“两为方向、双百方针”，但是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虽则也在强调差异并存，但是必须在祖国完全统一的框架下确保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是决定国家性质的关键所在。显然，恰恰是“辩证思维”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

（三）邓小平以其“对比思维”推论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知灼见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是不想承认、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中国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英赶美”等急躁冒进的口号和“大跃进”的史实表明，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甚至是“掩耳盗铃式”的认知曾经不可避免地给国家决策带来灾难性后果。小平同志所说的“贫穷”和“发展太慢”是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事求是的客观描述，“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则是根深蒂固地客观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观念。特别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以其巨大的迷惑性让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深信不疑，而完全忽视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15岁的邓小平在广安县立中学参加了爱国学生的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从这时起，邓小平萌生中国落后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要救国救民的认识。那年9月，他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一年后抱着“工业救国”的想法以勤工俭学生赴法。邓小平出川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在长江上乘坐的是法商吉庆洋行的“吉祥”号客轮。他去法国在大海上乘坐的是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而当时的中国在长江和大海上航行的还是帆船，还造不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轮船。邓小平在法国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雷诺汽车厂做工时，所见的和人工操作的普遍以电动机为动力，而当时中国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没见过电动机。中国与西方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让邓小平深切地认识到，当西方欧美国家普遍是机械化、电气化大生产时，中国90%的人依然是依靠手工搞饭吃。而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没有搞起来。

小平同志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中国相对于世界发展水平的落后程度，以及中国劳苦大众的贫穷程度产生了朴素的认知。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的摊子也是众所周知。1959年2月，邓小平分析当时的中国：“总的说来，科学技术、工农业水平，我们还是落后的。照毛主席的话，还要加上个‘很’字，还是很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建设了一些工厂，但生产力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邓小平对中国的落后刻骨铭心，总是承认落后，想办法摆脱落后。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多次讲“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就能“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1978年10月、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亲眼看到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仅与日本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跟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比也有一定的差距。不管中国人愿不愿意拿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对比，落后与贫穷就那样客观现实地摆在那里。为摆贫穷脱落后，邓小平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最高位置上，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促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从纵向对比中提出“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雄辩地印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

（四）邓小平以其“批判思维”破除各种思想禁锢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强调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曲折，改革开放后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可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自以为已经搞清楚了。邓小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展开辩证的否定，通过解放思想帮助人们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对“共同贫穷”的彻底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曾愤怒地批判“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论调，认为“那是荒谬的”。他坚定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果断地将全党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人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基本上就是生吞活剥地推崇“苏联模式”，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平均分配。其直接后果就是“共同贫穷”，更为要命的问题在于，人们从思想观念上对于这种“共同贫穷”是集体认可并安于现状的，甚至一度出现了“谁穷谁光荣”的荒谬逻辑。在邓小平看来，多数人贫穷、少数人富裕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共同贫穷肯定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从头到尾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任何优越性。只有把注意力从单纯重视生产关系转移到更加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只有彻底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更多的中国老百姓人富起来，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小平同志的批判思维还表现在对“封闭僵化”“以钢为纲”等的批判上。比如，针对“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论调，他强调“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他还是第一个将中国的发展水平从钢产量、粮食产量等主要工农业指标转化为“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对过去也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批判思维”帮助人们使自己的思想观念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和束缚，克服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在纠正过去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从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出发，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解决贫穷落后的问题，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邓小平的思想方法是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继承和发展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邓小平复出后，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是在邓小平一系列思想方法的综合作用之下，重新恢复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内容上丰富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忠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绝对忠诚，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走好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那种不受外部干扰、不人云亦云，“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观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始终保持人格上、思想上、精神上和行为上的独立自主，无愧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总设计师。

（一）实事求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地生根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步走”战略目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到“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等尊重实践的论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坚决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产物。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化用《汉书》里的语句，赋予其新的内涵。要求人们依据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掌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既包括革命的规律、战争的规律，也包括认识的规律、统战的规律、党的自身建设的规律，等等。

实事求是第一个层面的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新中国成立之初，小平同志根据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提出“没有盐吃就想法有盐吃；没有粮食就想法解决粮食问题；生产少就设法使生产增多；疾病多就设法防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从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即便是确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这一认知，中国人也经历了一段长期、曲折的过程。这需要中国人能够客观地区分“苏联的社会主义”“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上世纪50至70年代“照抄照搬”“邯郸学步”学来的社会主义。实际情况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对自己的基本国情是不清楚的，在这种不清楚的状况之下，无论去机械照搬别人的社会主义，还是仅凭革命热情提出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都是显然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走了弯路、遭遇挫折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在开展反“反冒进”中掀起“大跃进”运动，提出用“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加上其他方面的叠加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直到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前面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才得以坚决纠正。邓小平的突出贡献就是在发展路径上提出“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完成“温饱——小康——现代化”三步变化，这就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三步走”战略目标。

实事求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并从中提炼、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强调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他倡导改革开放及实施一系列重大政策都是为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摆脱贫困、富民兴邦、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就是植根于他对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观察、思考和总结。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江苏的路子是怎样走的？邓小平了解到“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占有一席之地。”

（二）群众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凝聚智慧

在邓小平著述中，中国要“摆脱贫穷和落后”“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是经常出现的。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说：“如果过去吃不到盐，现在还是吃不到盐；过去穿不上衣服，现在还是穿不上衣服；过去吃不饱，现在还是吃不饱，这个国家究竟可爱不可爱呢？还是值得怀疑的。”“多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疏散到江西，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生活贫穷的状况。1972年11月中旬，他到三湾村看到老俵们初冬时节大都仅仅穿着一条单裤且都是自织的土布，住房比较差，吃的、生活还是很苦，人均收入每年就是三十几块到四十几块钱，邓小平对此忧心如焚。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东考察。针对不少人偷渡到香港的问题，他敏锐地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的贫穷刻骨铭心，总是以负疚之心看待人民的贫穷，想办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人民摆脱贫穷，使人民的生活好起来。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走好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观点贯穿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之中。他强调“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生命”“共产党如果能给人民做好事情就有存在的必要，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只要还是与自己的母亲即民众保持着联系，那他们就能始终稳有把握地保持住他们那种不可战胜的地位。”1954年12月，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群众路线就是任何工作、任何活动都要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解释群众路线，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人民，还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其办法和智慧也要从人民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人民群众中坚持下去。上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中，他支持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出“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新时期，他支持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调“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1979年1月，他会见美国新闻工作者时说：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性就有了保证。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是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安时对全党的告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获得巨大发展，第一是政策的作用，第二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总结道：“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后来，邓小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政策好不好，“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独立自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正是由于邓小平始终坚持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独立思考，重视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拥有世界眼光、开放格局，在辩证思维、批判思维、对比思维和逆向思维等思想方法综合作用之下，使邓小平对自己关于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一直保持着战略自信。因此，不论个人遭受何种境遇，他都始终保持着人格上、思想上、精神上和行为上的独立自主。

早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和西方国家相比较，我们的“现代化”含义到底是什么。1975年4月和6月，他两次会见美国客人时，一方面说“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雄心壮志”是20世纪末“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起步后，邓小平对“现代化”的思考更深入。1978年9月13～20日，邓小平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发表著名的“北方谈话”，强调指出“人民生活困难，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中心思想。1978年10月份他出访日本，进一步近距离感知“现代化”。这些思考的初步结论就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讲，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差距太大，中国从五六十年代起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指标为中心的现代化蓝图设计有根本缺陷，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跳出“高指标——比例失调——经济调整”的恶性循环，重新设计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就给“现代化”的含义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这个表述改变了过去长期以来的“赶超”目标，代之以实事求是的、渐进的、按照社会经济客观规律发展所能达到目标的规划之法。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小康”概念在邓小平回答大平正芳的提问中脱口产生。邓小平这样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一词反映出来的人民群众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邓小平此时思考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旨高度契合。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前沿的邓小平同志独立自主的品质引导中国人开始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

（红笔：胡文江 汉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高校网络教育名师）